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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在李城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研讨会上的发言

敏彦文
李城的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优秀作品。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使甘南当代文学在长篇小说方面有了可资登堂入室,并有足够理由发言的范本,而且将甘南文学的民族化、地域化之路在文本上提到了一个相当的厚度和高度。这个厚度和高度不仅仅显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而且反映在思想性上。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作者精美的文字抒写,听到了阿克洛哲或者说作者的宗教思想、文化理念、宇宙观,对藏族传统社会结构及现实的思考,也听到了他对“理想”社会即木道那公社的构想和实践。  1.阿克洛哲的乌托邦之路  民国十八年,位于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藏寨木道那(意为流浪者的避难所)汇聚了众多盗马贼、乞丐、麻风病人以及流浪者。阿克洛哲和拉杰也先后来到这里。拉杰是一个来自哇寨(藏语,指临潭旧城)的汉族医生,为避难而来。阿克洛哲是一位学问高深,并对佛学和藏族传统社会有着自己特殊见解的云游僧人。阿克洛哲试图以木道那为基地,实践自己的社会形态理想——乌托邦。拉杰参与和见证了阿克洛哲的木道那改革。  木道那是隐藏在草原深处的一个僻静村落,自然生态美好。一百多年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得自由、幸福、安宁,仿佛世外桃源。然而,由于“当时的亚日部落正实行武力扩张,试图吞并木道那。而木道那人不愿失去他们的自由”,所以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座空寨子,为鸟兽所栖居。  阿克洛哲的梦想是在木道那这个弹丸之地,将各色人等组织起来,共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没有头人也没有活佛、人人平等的木道那,让留在木道那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安全,更幸福!”“木道那属于每一个愿意留在这里的人,不论他是藏族、汉族,还是伊斯兰信徒,也不论他曾经是杀人越货者、盗贼或者麻风病人。”“木道那人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只要互相友爱,把力量合在一起,这个大家庭就一定会兴旺发达的。”这些话显示了阿克洛哲宽容的人道主义情怀,说明了佛教的宽容性和藏族人民的宽厚秉性,也宣示了作者对木道那理想社会的人文架构。  积极支持改革的阿姐拉姆说:“人们最怕的就是盗贼,他们杀人越货,让不少人家破人亡。但我想,他们并不全是自己愿意那样做,很多人因为没法生活下去,才变成不怕死的硬汉子。不论是杀人偿命,还是赔偿命价,都不是长久之计,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环境。”   “创造一个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环境。”这是多么伟大瑰丽的设想啊!一句话把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全概括了。“一个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环境”可能就是小说作者的理想王国之梦,也是阿克洛哲建设木道那乌托邦的最终目标,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渴望。  的确,生活得平等、安全、幸福,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追求。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这更是每一个劳动大众的理想追求。达到了这一目标,谁还愿意犯罪呢?阿克洛哲在游历生活中,深切体验到平等、安全和幸福的要义及它们对一个人活着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所在。为此,他推己及人,决心在木道那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安全、幸福、不愿意犯罪的理想社会——木道那乌托邦。为建设好这个理想社会,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成立木道那议事会,逐步实行民主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寨规”,对所有人作了分工,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无劳动能力者保障其生存;解散具有打家劫舍性质的黑风马队,不容许邪恶的“铁棍子”(枪)在木道那晃动;兴办学校,使流浪儿有了识字的机会;改扩建房屋,使住者有其屋;组建商队,经营创收;加强牧场管理力量,促进生产;建立公厕,改善村镇脏乱差的面貌;要求妇女穿起裤子,减少妇科病发病的几率……短短的时间内,木道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老太婆卓玛所说:“我在木道那几十年,到今天才看到,我们这个寨子就和故事里讲的一样,不需要给谁下跪磕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阿克洛哲也赢得了大家的衷心拥戴。然而此时,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变,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木道那上空,木道那的安宁生活受到了威胁,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和裂变。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干扰集中爆发,使得他的计划和理想破产,改革实验失败,他不得不宣布:“我们对木道那的改造同样遇到了挫折。现实一次次提醒我,那样的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到。”他建设理想社会的梦想及其理论只好成为伏藏,等待以后的人去发掘和实践。  从阿克洛哲建设木道那乌托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他是深通大乘佛教教理并加以践履的。“诸恶莫作,众善圆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这是小乘佛教的总纲。大乘佛教主张在此基础上慈悲为怀、利乐有情,即身圆法、得悟菩提,终生弘道、普渡众生。认为念一万遍经不如行一件善事的功效大。利乐有情、普渡众生的发愿,在现实层面上,是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殊途同归的。多识仁波切在《藏学研究甘露》中说:“大乘教的核心是‘菩提心’,即利众心;利众心的基础是大慈大悲心,即爱和同情心。”⑴   佛教主张通过修己、为善、达人而得道成佛,最终解脱六道轮回,永驻极乐世界。修得佛果后,六道中的贪痴嗔慢疑、生老病死等就再也不会困扰人了。就是说,得道成佛的人已经由一个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必然者成为一个不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自由者了,即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所说的“人主合一”境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说,人类只有完全解决了贪痴嗔慢疑和生老病死等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也才能由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必然王国进入不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自由王国。由此可见,慈悲为怀、利乐有情,即身圆法、得悟菩提,终生弘道、普渡众生,是阿克洛哲创建木道那公社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所需求的实践之路显然是漫长的,非一蹴而就、轻易而完美的兑现。因此,阿克洛哲要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亚日草原那样的部落及民族宗教环境下实现自己的木道那公社理想,真可谓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2.木道那五条寨规解析  阿克洛哲试图通过分工合作的集体经济形式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来实现木道那寨民人人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图景。事实上,他对木道那的改造,就是基于这些原则推进的。在小说87-88页,他拟订了木道那五条“寨规”,并勒石公布,以条例即法的形式反映了他对木道那社会“理想”状态的基本要求,可以说是他建设木道那公社的“根本大法”。  第一条寨规:“不论男女、民族、信仰,一律平等。”这正是他改革理念和改革实践的核心。他是一个佛法修养深厚的学者,也是一个游历了不少地方的僧人,深知佛法的核心是什么,也懂得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知道当下的佛教系统传承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创新了什么;什么是符合佛陀教旨的,什么是不符合的。在他看来,佛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众生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他要在人间社会践履这一伟大的思想,替佛陀转法轮。  “不论男女、民族、信仰,一律平等。”这是一个伟大的理念,也是对佛陀教谕的合理拓展。但不幸的是,阿克洛哲所处的时代和木道那周边草原部落的社会现状,使得他要实现这一伟大善愿,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辛苦。首先,在藏族社会,尤其是草原部落,男人地位高贵,妇女地位低下;男人形同主人,女人形同奴隶。一切苦活累活脏活总由妇女干,她们不仅在家庭中没有发言权,在部落社会中也没有丝毫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权利。在这里,男女平等是天方夜谭。其次,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信仰、地域等许多方面的原因,阿克洛哲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地区,民族之间是不平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平等,存在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大汉族信仰沙文主义;少数民族之间也不平等,存在主体民族沙文主义和主体民族信仰沙文主义。民族之间和信仰之间的不平等,在一定时候借助一些事件,形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影响民族之间的团结、稳定与发展,也给地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造成不利因素。因此,在阿克洛哲看来,要建设好木道那公社,首先要讲求平等,这也是替佛陀转法轮,在人间创太平,为众生谋幸福所要践履的首要原则。因为没有平等,一切都是空,再好再富裕的社会,对老百姓来说,都会因为不公平、不公正而产生痛苦。而众生痛苦,是佛最不愿看到的,也是阿克洛哲这位佛弟子所不愿看到的。讲求平等,大家才能团结协作,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私的智慧共创美好未来,实现理想社会。  第二条寨规:“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无劳动能力者保障生存。”为了贯彻这一规定,他实施了集体分工合作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社区等的计划,解散了打家劫舍的黑风马队,建立了八个分工不同、互助合作的生产单位,让木道那所有的人(包括黑风马队成员)按照分工开展工作,建立起了分工合作、自食其力的集体经济形式。  “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无劳动能力者保障生存。”就是实现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即便他们是流浪者、乞丐、麻风病人、盗马贼……。这样的胸怀是佛的慈悲和圣人的智慧才能够具备的,非一般的宗教人士所能及。但要实现它,却需要政治家和实干家的谋略、才干和气魄。显然,阿克洛哲有的是实干家的才干和佛弟子的慈悲胸怀,缺少的是政治家的谋略和气魄。所以,当威胁木道那和亚日草原的战争打响时,他除了怀揣玉石俱焚、与木道那共存亡的决心外,没有别的可以抵抗和化解灾难的办法,令人望而叹息。  第三条寨规:“男有妻,女有夫。”流落到木道那的人,大多是因为战争、灾荒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这条寨规就是让这些人重建家庭,重温家庭的温暖和幸福。这也是实现安全、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人性得到尊重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阿克洛哲深知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他绝非一般的僧人,而是一个伦理学家,一个社会实践家。  第四条寨规:“禁止械斗仇杀。”佛教禁止杀生,主张众生平等,任谁也没有剥夺他人(包括其他有情生物)生命的权利。认为众生(一切有情生命)皆我父母,应该慈悲为怀,利乐众生。宁可以身饲虎、割肉喂鸽,也不愿看到生灵死去。但是,不知从何时起,藏族社会的一些地方流行起械斗仇杀来。一有利益之争或不高兴的地方,就用武力械斗的方式拼个你死我活。比如屡禁不止的草山纠纷,一旦产生,双方往往发生武力械斗,导致流血事件。其根深蒂固,至今无法根除。至于仇杀,则更加愚昧不开化。降边嘉措指出:“在过去,藏族长期处于部落社会,狭隘的部落意识,使部落战争和部落之间的血族仇杀连绵不断,给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⑵而在民间层面上,也是两家有仇,世代相续,一代未报上仇,一代接上,代代相杀,无有息止,给藏族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使人性极度扭曲,严重违背佛法。  第五条寨规:“无条件服从议事会决议。”为使改革顺利推进,阿克洛哲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木道那议事会。用阿克洛哲的话说,“议事会是木道那唯一能够决定大事情的机构,由大家推选的人组成。”为确保木道那改革计划有序有力推进,制定这样一条寨规,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是十分必要的。对各色人等聚集的木道那来说,没有这样一条“强硬”的寨规,一切改革计划的实施将会很困难,建设大家期望的“没有头人也没有活佛、人人平等”、生活安全,幸福的木道那理想公社,只能是一句空话。  木道那五条寨规不仅仅是阿克洛哲为自己的改革计划打造的尚方宝剑,也是小说作者为自己设计的虚拟乌托邦王国搭建的四纬立体构架,它们的简明扼要和直击人性的特点,反映了作者在理想社会生活图景勾画上的史前意识、回归意念和古典情节。他希望人们过那种简单的、感性的、古朴的、自然自在的、内在开放的、和谐纯粹的、信仰真切平等的、不受扰乱的伊甸园生活。  3.智者的感叹: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建设木道那乌托邦实践遭遇失败后,阿克洛哲说的这句阿Q精神胜利法式的偈语,在无可奈何中寄寓着希望。的确,属于阿克洛哲构想和意图实践的那个半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条件实现,现实的种种干扰使得他的理想成为彩色的肥皂泡,不经暴风骤雨吹打就自行破灭。无奈的他只好将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连同拉杰在木道那的日记,送进奥塞尔洞,和那些被他发现的伏藏一起掩藏起来,成为新的伏藏。直到21世纪初,拉杰在木道那的日记才被一位叫李城的作家从心灵深处挖掘出来,并公诸于世,这就是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  对个体的生命来说,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是不由自己决定的,就象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和出生地一样。个体的命运,往往与出生地、性别、民族、家庭、乡土、受教育程度等有密切的关联。要改变命运,有多种途径可以选择,但无论如何,个体是无法选择和改变所处时代的,惟其如此,我们每个人才终其一生,在有意无意地设想一个自己喜欢的时代,或者渴望生活在历史上的某个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这是我们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而与生俱来的情怀,是神授的诗性。《最后的伏藏》所反映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人类的这种历尽坎坷而怀揣不弃的诗性或者说神性。它不仅体现在阿克洛哲、喇嘛次仁、阿姐拉姆、拉杰等聪明人的身上,也体现在仙巴、其格、多结、卓玛老太太等平庸人的身上。在现实中也能找到缩影。  在《最后的伏藏》这本小说中,在李城笔下,阿克洛哲是以智者的形象出现的。他对于木道那的一系列改造,也是从一个在佛学上参悟很深,通过对戒、定阶段的精进修为,达到智慧的一定层次的智者的本能出发来进行的。“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到”的感叹,正是他作为智者对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群众知性等现状深刻认识后的一个判断,尽管显得无奈,但语出却是笃定的。  通过阅读《最后的伏藏》,我们发现,“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到”的含义有这样几点:  一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思想基础还不具备。  阿克洛哲悲叹“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其实,他自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思想上还不具备开创和迎接“属于我们的时代”得条件。比如在小说第252页,阿克洛哲在回答红色汉人扎西希望他支持自己帮助亚日草原建立反对马胡子军的大同盟时,这样说:“听说,内地有红白两个党派,一会儿握手,一会儿翻脸。不知你是哪个党派的?我们木道那一百多号人可不需要那么热闹,只需要吃饱穿暖,再加上一点自由,就足够了。”由此可见,他只想建立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平等互助、不与外界发生纠葛的大家庭般的社区,一个自己设想的“理想王国”,而不想与外界发生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这显然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因此,他的悲叹是注定的,他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平等、公平、和谐、正义的社会环境还不具备。  宗教和社会统治阶层还存在,如高高在上的僧侣阶层和部落头人集团还顽固地压迫剥削着广大人民——施主阶层,人民——施主阶层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小说第252页,哈塔先生说:“亚日寺院加重教民的负担,没有节制地聚敛钱财,使可怜的牧民受穷而让寺院上层僧侣过着奢侈的生活,这种做法违背释迦佛祖的初衷。”   在小说第317页,阿克洛哲说:“施主的利益高于一切。诚实的牧人宁肯自己忍受贫穷,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都献给了寺院,而大量的酥油、糌粑、奶酪、青稞在寺院的库房里腐烂;他们捐钱捐物并付出无偿劳役,使寺院变成金银珠宝堆砌的豪华殿堂,而他们自己却永远住在不蔽风雨的牛毛帐篷中;他们怀着对寺院的敬畏,头破血流地磕着长头,忍饥挨饿,把家中唯一的一点酥油拿来供灯,而那些养尊处优的喇嘛却用漠然的目光看着他们,甚至厌恶他们的贫穷和肮脏!”   更敦嘉措活佛感叹道:“洛哲说的是事实啊。佛说,怎样让一滴水不会干涸?办法就是让它流入大海。作为亚日寺院的活佛,我只是埋头于经书当中,淡漠了对供养我们的牧人的关心和了解,我这滴水快要干涸了啊……”虽然象阿克洛哲和更敦嘉措活佛这样的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所代表的力量还不能改变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因为广大的人民——施主阶层还没有完全而深刻的觉醒,还没有改变现实社会制度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意愿。  更为重要的是,堕落乃至邪恶于无形中已经成为社会的“正统”力量,被大众所认同和顺服,而真正的善愿、正论、抗争现实不公的人和言说,却被视作“异端”和“邪说”,受到排斥与打击。为此,作家李城在《我所认识的阿克洛哲》一文中这样说:“宗教的发展与蜕变,东方和西方都有着同样的经历。英国宗教哲学代表人物唐·库比特说过:‘起初每个信徒都平等地分到一份宗教快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变得制度化了,各地原先社群的控制落入由宗教专业人士组成的统治群体手中。祭师、文士……垄断对神圣的经文、崇拜、教义、布道和宗教法律的控制。个体的宗教生活被一个庞大的、官僚性的拯救机器征服,个人对最高宗教快乐的体验被拖延到死后的天堂。’库比特说,在此种情形下,那些试图直接与上帝面对的人,便成了与“正统”对立的‘异端’。……所以,在‘正统’的索南龙布老爷们眼里,阿克洛哲也成为一个‘异端’,多次被警告、威胁,受到排挤和打压。好在他始终没有低头,并以佛陀式的宽容来对待那些不快。”⑶   不正当、不义,甚至邪恶以正当主流的面孔控制着民族、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并以上层建筑的强力武器阻挡、打压,甚至肆无忌惮地杀戮着改革者,这正是阿克洛哲作为佛弟子和改革的探索者,心中最无可奈何之处。  三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具备。  包括木道那在内的广大的亚日草原藏族部落社会还停留在半封建半农奴制时代,不具备创造和迎接“我们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无论是“革命”需要的物质基础,还是“革命”需要的精神力量,都还不具备。在小说第320页,阿克洛哲说:“我只是反对暴力,避免让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丰饶的亚日草原上是不该有战争的,诚实厚道的牧人应该享受到更多的安宁和幸福。如今既然起了祸端,就应该想办法使它平息下去。我们有刀的时候,他们有枪,我们有枪的时候,他们会有大炮,以后还会有地上跑的、空中飞的钢铁怪兽。暴力永远制服不了暴力,战争永远消灭不了战争。”   木道那、亚日草原部落的生产力水平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态,头人、土官、教权阶层对“农牧民的剥削形式是从地租、牧租开始,这种剥削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有意进行交换扩大再生产。”大小部落、村寨“都是一个个分散、闭塞的自然经济单位,”在部落的“一切生产,都供领主消费和生产者及其家庭生活所需。”只有部落、村寨内“生产不了的产品,才通过商人进行交换,”“用货币为媒介进行产品交换的现象并不发达。”“农牧区普遍盛行自制木犁、木锄或少量的木把铁头犁、木桶,从事捻线、织袜、织氆氇等,以及农牧民为了自身对肉、奶、皮、毛等畜产品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⑷生产先进生产工具的能力尚不具备,要生产先进武器就更不可能了。  四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还不具备。  小说中的藏族社会还是头人、土官“横行”的部落社会,它是甘南部落社会的一个缩影(清末民初,甘南草原上有大小部落230多个)。“甘南藏族部落形成于吐蕃占领时期……一般地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对部落的扬弃,是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对前部落社会的一次全面整合;而在甘南藏区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民族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部落社会的强化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甘南藏区的部落制度保持了一段时间,1958年民主改革时,整个甘南藏区部落制度被彻底摧毁,土司、头人、寺院领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⑸   阿克洛哲所处的时代,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那个动乱的时代。那是中国社会军阀混战抢夺地盘的噩梦时期,是甘南社会最纷乱的一个时期,是部落头人、土官横行无忌而佛法衰落的一个时期,也是甘南民族关系最复杂的一个时期。阿克洛哲要在这样的时代创建他的木道那共产主义社会,首要的条件就是打碎部落社会及其制度体系。而他作为一名僧人,手中没有军事力量,自己又反对军事力量及战争的存在(连黑风马队他也解散了,并极力反对刀吉等人重振马队参加母亲——卓嘎太太的队伍去战斗),只想自己保有木道那一域的安宁,并建设木道那乌托邦,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属于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到来呢?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部落社会体制的消除,头人、土官失去存在的土壤,失去他们的地位和权威。而广大牧民翻身作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五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政治基础还不具备。  在小说第252页,扎西先生叹道:“我也知道,只有国家强大,政治开明,官员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地方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可是,这一切是等不来的。它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去奋斗,去争取。我们不能在那一切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时候,就眼睁睁地看着让无辜的百姓遭难吧。”   扎西先生——他的原型是共产党人宣侠父——没有说服阿克洛哲,虽然在现实中(不是小说里),经过他的努力,在冯玉祥的斡旋下,“统治”拉卜楞教区(小说中的亚日寺院及周边部落)长达10年之久的马麒军阀(小说中的马胡子)撤出了拉卜楞教区,退入青海。但阿克洛哲所期望的实现他的木道那乌托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因为剥削阶级还存在,广大牧民还没有解放作民族、社会、国家和自己的主人。也许,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区,阿克洛哲所设想的“没有头人也没有活佛、人人平等”的木道那乌托邦才会实现。  4. 木道那的百年孤独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在他的受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中说:“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⑹   马尔克斯的乌托邦之梦其实就是阿克洛哲的乌托邦之梦,或者说就是作家李城的乌托邦之梦,也是读者的乌托邦之梦。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木道那。所以,木道那不仅仅是停留在小说中的一个寨子,也不仅仅是李城精心绘制的一幅社会理想蓝图,它是人类千百年来描画的一个梦境、一种牵动人类持续不断活下去,并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人类贴在自己脸上防止自己沉沦的符咒。也许,人类能走到今天,一定程度上靠的就是持续不断的乌托邦之梦。  所有的乌托邦梦幻,在现实中都是孤独的,而且不仅仅是当下的孤独,是百年中难以消解的长久的、巨大的、沉重的、深刻的孤独,它附着在人类的血脉深处,在每个成员的心中不时盘桓,在一些伟大的时代由一些伟大人物在不同层面的现实中演示。阿克洛哲就是民国十八年那个“伟大时代”和藏区木道那村寨这个现实中的“伟大人物”。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示了他那一代人诸多乌托邦之梦中的一个梦境,并演示了作为乌托邦之梦挖掘者和再造者的孤独。他的孤独也是以部落为群体组合的草原民族的孤独,是青藏大地的孤独。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是有他的历史着眼点和情感动机的。  在1830年至1900年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27次内战,数十万人因之丧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痛。《百年孤独》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方面的史实。同时,作家在书中不惜笔墨地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无法摆脱的孤独。在这个家族中,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了解和信任。为消除孤独,人们想了种种办法进行艰苦地尝试,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大家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可怕的是,这种深刻的消耗家族发展正能量的孤独,不仅弥漫在布恩迪亚家族和他们世代居住的马孔多镇,也渗透在哥伦比亚民族和国家乃至拉丁美洲民族和国家的肌理,严重阻碍着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步。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通过对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镇从产生到毁灭发展史的描述,鞭挞了哥伦比亚民族乃至拉丁美洲民族深存的无法遮掩的愚弱性和丑陋性,揭露了西方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所谓“文明开发”(实际上是入侵)带给拉丁美洲包括哥伦比亚民族和国家的巨大危机和灾难。通过鞭挞和揭露,他希望拉丁美洲民众团结起来,摆脱因为他们自己的愚昧落后,也因为外来文明的无耻侵略,而持续存在于他们心灵深处和民族与国家情态中的“百年孤独”。  在《百年孤独》的结尾,当马孔多镇被飓风刮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马尔克斯这样写道:“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⑺但面对人性的本真和人类的期待,他还是相信美好的乌托邦——一个消除了一切不良和弊病的、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幸福的马孔多镇,一定会在人间呈现,正如前面提到他的《拉丁美洲的孤独》一文中说的那样。  读小说《最后的伏藏》,我们可以看到李城有着和马尔克斯一样的焦虑和闷骚,他笔下的木道那乌托邦也有着和马孔多镇类似的空蒙和乱象。木道那、亚日草原各部落、阿克洛哲和奥塞尔洞里圆寂已久的神秘喇嘛及其著作……也有着类似于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镇那样无法消解的迷惘和孤独。作者在小说中用魔幻的笔调描写了一百年前的木道那:“两道绚丽的彩虹突兀出现在眼前……彩虹形成的拱门里……一个树木掩映着的荒芜寨子,寨口矗立着一座高耸的佛塔,木版搭成的房屋依稀可见,寨子前面是一片草地,有河水从中潺潺流过,东边是突兀崛起的岩壁……它美丽而遥远,有如海市蜃楼。”“那应该是一百年前的木道那。”(《最后的伏藏》第268页)“那时的木道那虽然房舍俨然,里面却住着飞禽走兽,没有一个人影”(《最后的伏藏》第79页)。为什么呢?阿克洛哲“从奥塞尔洞里那位喇嘛的著作中,读到过一些相关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当时亚日部落正在实行武力扩张,试图吞并木道那。而木道那人不愿意失去他们的自由。”于是,“突然就消失不见了”(《最后的伏藏》第269页),把一座世外桃源式的木道那村寨撇在了草原深处,直到年轻的活佛喇嘛次仁和部落头人的千金小姐卓嘎为了爱情偷逃到这里,木道那才再次映入世人的眼帘。自此,一些流浪者、乞丐、盗马贼等,陆续进入木道那,木道那开始了它出世沉寂一百年后的第二次“入世”和“喧闹”。而阿克洛哲改革木道那的理念和实践,使木道那人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同样深重的孤独,再次成为考量人性、民族、宗教、社团、国家和现实社会的一杆大秤。虽然,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结束,他的孤独最终没有得到消解,甚至,他和奥塞尔洞里那位圆寂多年的神秘喇嘛的著作也失去了一次公诸于世的绝佳机会……一切只有等待了,等待那个“属于我们的时代”灿烂而来。而此前,孤独将始终伴随我们,潮水一样日夜拍打我们的心堤,而我们却不知命定中的那场飓风是什么样子。  5.刀吉们的勇敢之殇和草原部落的生存原罪  托马斯·卡莱尔说:“勇敢的确是同情的源泉,也是真理和人身上一切伟大的善的东西的源泉。”⑻刀吉和他的黑风马队的勇敢就有这样的潜意识作为血液的一种重要因子,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中不时主动显露或有意隐藏。在没有篱笆界限的草原上,面对辽阔的水草和无际的天空,勇敢往往是决定一个人、一个帐圈乃至一个部落生存优劣和强弱的决定性因素。胜负不是靠谁讲的有道理,而是看谁有力量打败对方。生于草原,长于草原的刀吉们,信奉武力胜于道理。他们希望通过武力——他们认为的善的勇敢的行为,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攫取更大的利益(包括女人和财富),也为木道那和香拉牧场,甚至亚日草原提供保护力量,得到草原男人理应得到的荣耀。但他们的许多行为却是自私自利、自我扩张的,带有土匪的性质,不受理性和普遍价值观、道德观的约束,以致于对木道那和亚日草原的秩序造成混乱、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木道那的“首领”阿克洛哲对他们带有土匪习气的勇敢嗤之以鼻,把刀吉、巴图、索白等人挎的枪称为“魔鬼的铁棍子”、“可耻的铁棍子”,厌恶至极,竭力反对,不让他们带着枪出现在木道那,甚至解散了拥有武装的黑风马队,“罚”刀吉等人去伐木,在解下勇士的刀枪的同时,给他们套上了劳役的笼头,最终使得刀吉们走上了煮豆燃萁的原始复仇老路,弹响了勇敢者之殇曲。虽然他们最终也拿起了武器和马胡子的军队搏击,但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均衡,他们遭到了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次弹唱了一支殇曲。  在这殇曲之中,强奸梅朵的好色勇士帕加西饶被活着天葬,及桀骜不驯的野牦牛刀吉在战斗中“双腿被横扫的机枪打断,……成为马家军的俘虏”,后被穆斯林商人尤素夫用自己所有的钱财赎出,是殇曲的两个强音。  帕加西饶强奸了刀吉的新婚妻子梅朵,梅朵因之自杀。刀吉一怒之下,和几个“兄弟”挟持帕加西饶去天葬场,“迫使”帕加西饶自杀,然后天葬了他。“人活着不但要为别人的安乐幸福着想,死后的肉体也施舍个饥饿的鹰群,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价值体现。”⑼刀吉们活着天葬帕加西饶,除了惩罚他的不义,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藏族部落社会以牙还牙的复仇习俗和人性之殇外,是不是也有以此让他行善赎罪的意思?  而刀吉们在天葬场上唱的悲歌,则诠释了广大牧民(包括像刀吉一样的牧民勇士们)千年不变的命运和他们最终的归宿,反映了部落头人、活佛等统治阶层“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取禾三百缠”,“庭有县狟”,过着富足奢侈的生活,如同粮仓里的硕鼠。也表达了刀吉们对造成广大牧民贫困生活的半封建半农奴政教制度的不满和无奈控诉,与其说是悲歌,不如说是殇曲。        宽阔的草地上鲜花芬芳,    放牧的不是我们的牛羊;    华丽的帐篷里歌舞不休,    没有我们站脚的地方。          清清的湖水边天鹅成群,    野鸭子只能生活在泥塘;    河畔的寨子里姑娘如云,    我只能一个人四处流浪。          夜幕中我们策马远行,    黎明时已经鲜血染身;    我们逃不脱轮回之苦,    慈悲的神鹰将带走我们的尸骨……       这是一首很有艺术感染力的诗歌,再次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诗歌创作功底,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作者对藏传佛教六道轮回教义统摄下的普通牧民迷茫人生的同情之心。    部落是广袤草原上的星座,每个星座都要壮大自己,使自己更有光芒,更加绚丽灿烂。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争得对更多草山牧场人畜的控制权。因为草山牧场人畜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财富的源泉。于是,欲望推动争斗,争斗引发仇杀和战争,草原部落的原罪就这样产生并代代相延续了。  1000多年部落社会进程,对甘南藏区的影响是深远的和牢固的。⑽小说中亚日部落之间的争斗,就是历史上甘南草原部落争斗的缩影。  长期的、间歇性的草山纠纷及由此引发的战争,是草原部落与生俱来的原罪。要剔除这种深入血液和骨髓的原罪,必须消除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贪痴嗔慢疑”等毒素。而暴力是解决不了原罪的。所以,阿克洛哲说:“暴力永远制服不了暴力,战争永远消灭不了战争。”他想在木道那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用以消除人性中的“贪痴嗔慢疑”等无明烟瘴,近而消除草原部落的原罪,使草原变成人间极乐世界。   注释:  ⑴⑼多识仁波切《藏学研究甘露》(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3页)。  ⑵降边嘉措《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http://blog.china.com.cn/jbjc)。  ⑶李城《我所认识的阿克洛哲》(李城提供打印稿,2012年8月)。  ⑷格桑塔杰《解放前后西藏商品经济发展之比较》(《西藏研究》,1991年2期)。  ⑸⑽李景铭《甘南藏族部落特点及其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5期)。  ⑹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词典(1901—1992》(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 8月版,第973页)。  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海南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60页)。  ⑻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说明:文中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最后的伏藏》。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3-1-27 20:26:00??IP地址:61.178.196.*
欣赏了!
发言者:gnzfmyw1968??发表时间:2013-1-26 17:10:00??IP地址:27.2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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