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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记忆

——写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

杜书瀛

1

汽车从德州东行,直奔乐陵而去,载着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抗战时曾经在乐陵和冀鲁边区生活过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同这里的人民一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当年的乐陵,是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汽车飞速前进,公路平坦如砥,坐在车里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震动。前来迎接我们的乐陵文化局长说,咱们山东的路,在全国数得着的好,这个速度到乐陵城,不用一个小时。

田野的庄稼郁郁葱葱。左边那一片是棒子(玉米)地,它们的叶子乌绿,棵棵棒子杆儿都有一人来高,长得像这里的青年后生那么健壮、那么精神,齐刷刷排列在一起。略一留神,可以看到它们腰间都“怀抱”着一枚枚手榴弹似的棒子锤(玉米锤子),虽然尚未成熟,还呈绿色,但足有半尺多长,阳刚挺拔,雄姿英发,生机勃勃。

我忽然联想起抗战时青纱帐里腰间别着手榴弹或驳壳枪的八路军游击队英雄,70多年前,他们曾经在这青纱帐里神出鬼没打击日寇,拼死作战,以至于流血牺牲。我爸爸杜子孚烈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今天这片生长着如此丰美庄稼的土地,当年曾经被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用抗日的鲜血染红——那是1942年6月,爸爸作为冀鲁边区一军分区政委,率领部队在这华北大平原的鬲津河岸头,在反扫荡战斗中同日寇血战一天一夜,壮烈殉国;随后妈妈追踪爸爸的脚步,走上抗日的战场。

一股浓浓的乡愁袭来,我陷入沉思。

公路两旁的树迅速向后移动。70多年的时光就像车旁向后移去的景物流走了,而那些无论如何都抹不去的记忆,却牢牢留在我的脑海里。

2

爸爸牺牲的第二年即1943年,奶奶因为她最疼最爱的小儿子的牺牲,一天哭到晚,活活哭死了;住在邻村的姥爷,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农民,因为是那个村的抗日村长、又是抗日干部的岳父,被日寇和汉奸捉去,拉到打麦场上生生砍掉了头颅……那些日子,妈妈脸上充满悲伤,而眼睛射出的却是像钢刀一般锐利的光。国恨家仇,何可忍也!大约就在那年秋天,妈妈毅然领着七岁的哥哥和五岁的我,一家三口到乐陵,投身爸爸牺牲前所在的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地参加抗日——爸爸生前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妈妈是个好强的女人,虽然因为缠过足,走路不像天足那么方便自如,但她家里家外一把手,两臂撑天,干活、做事,从不怵头。爸爸活着的时候在队伍上抗日,妈妈就在家里抗日。她几次把受伤的同志藏到家里,精心看护。她还时常帮助爸爸传信、放哨。人们称她为“编外八路军”。她没有上过学,和爸爸结婚后,爸爸教她识字,还教她学“ㄅ(玻)、ㄆ(坡)、ㄇ(摸)、ㄈ(佛)……”拼音符号,能粗读抗战报纸《黎明报》——这是爸爸当二地委书记时办的一份颇受军民欢迎的报纸。爸爸牺牲,她把深仇大恨吞下去,埋在心底;奶奶哭死、姥爷被杀,累积在她心中的仇恨就要爆炸了——她已忍无可忍,于是决心领着孩子一起去找队伍,要做“编内八路军”,亲自拿起枪去打鬼子!

去乐陵的那一天,赶了整整一天的路。

那年我五岁,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记忆,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睡梦中,妈妈把我拉起来,我双眼惺忪,只见周围漆黑一片,独有一盏小油灯闪着亮光。妈妈说:“鸡叫二遍了,快穿衣裳。记住:路上要是有人问,就说是走亲戚、看姥姥,别的什么不许说。”

我记得,那一整天,从天不亮一直走到落太阳,中间只歇了一小会儿吃饭,从早到晚只是走、走、不停地走,我的小脚丫啪嗒啪嗒往前迈、往前迈、不停地往前迈。鞋破了,脚上起泡了,腿疼了,眼泪流出来了……但是妈妈说:不许哭!她拉着我拼死拼活往前赶,哥哥紧紧跟在后面。天很黑很黑的时候,终于到了乐陵城。两脚一停下,我就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个白天。

从我老家鬲津河边到乐陵城,大约相当于从德州到乐陵,一百里开外的路程,今天汽车在笔直而平坦的公路上用不了一个小时,而那时我们却完全是凭着双脚跋涉啊!

而且是一位妇女拉着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

而且这位妇女是“解放脚”——她小时候先是无法抗拒当时的社会恶俗而缠足,有几个脚趾头已经缠断、变形了;大革命袭来的时候她十来岁,坚决把裹脚布扯掉,让脚自然生长;但是,再也恢复不了脚的自然形态,长大成人只落了个准残疾的“解放脚”,比姥姥的小脚大,比今天女人的天足小,走路时靠脚跟给力,不宜长途跋涉。

而且是抗战时期,我的家乡四周有不少日寇盘据,我们娘仨要避开大些的村镇,尤其要避开日本鬼子的据点,抄小路,不知多走了多少路……

今天想来,妈妈那年不过二十五岁。她稍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在农村,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妈妈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天她打扮得特别土、特别老,梳的是农村老太太髽髻,穿的是最不上眼的脏兮兮的村妇衣裳;而且时时保持高度警觉,不断观察周围的情势而随机应变。

妈妈还说:“那天你不断喊脚疼腿疼,我硬拖着你迈步。其实我的脚早就磨破了,流血了。咱们只能咬着牙、横下心往前走……人这一辈子,在一些节骨眼上,无论怎么难也不能停下,得挺过去,拼死拼活也得挺过去!”

那天我们娘儿仨,挺过去了,挺到抗日队伍里去了。

3

当年的乐陵,是个人口不到一万的北方县城。虽然它看起来不起眼,大城市来的人会觉得它土得掉渣;可是八路军队伍里藏龙卧虎,不乏学问大的文化人,他们稽考史籍,便肃然起敬:原来乐陵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汉高祖时设县,三国时还曾是“乐陵国”,明清两代出过七名进士、三十多名举人。尤可称道者,它还有现代人能够看得见、抓得着的光辉史迹,那就是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文庙。庙里的大成殿是乐陵城最高最大的建筑,历六百年仍巍然屹立;殿顶由红、黄、绿三色琉璃瓦覆盖,阳光下分外耀眼;它的飞檐像雄鹰的两只翅膀伸向蓝天,俯视乐陵全城。文庙院内和庙门左右,有十数株古槐,乃明初修庙时所栽,已经六百多岁,依然枝叶婆娑……

当时我一个五岁的孩子来到乐陵,自然不会懂得这些,面对这新的环境我只是惊奇:乐陵咋有这么大的房屋、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街道——虽然今天想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乐陵总共只有一条半街:以文庙为中心,向南偏东是一片湖水而无街道,向北不到一里至北门算半条街;而从文庙向东西两旁各延伸半里多地,连起来才算是一条整街;可是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从东街走到西街,要好长好长时间。

而且令我开心的是,这里的人特别可亲。叔叔阿姨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工作之余,常常手拉手领我逛街。在休息日,街上人来人往,有许多像叔叔阿姨那样穿灰色土布军装的人,有时见了面还敬礼。他们手领着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同时抓着我的手举起来做砍的姿势。有时碰见不知道我是谁的人,总是告诉他们:“这是杜政委的小儿子!”于是认识爸爸的人、特别是同爸爸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亲切地抱起我,问这问那;有的阿姨说到爸爸的牺牲,贴着我的脸,唏嘘流泪。他们也说起爸爸活着时候的趣事:“杜政委讲话干脆利落,好动感情,做动员报告常常攥着他的短杆儿小烟袋,激动时手一挥,不小心烟末从烟荷包里甩出来……”叔叔阿姨笑出声来——对了,那烟荷包还是妈妈给他绣的呢。但是,说起爸爸牺牲的那个“柳林惨案”,我感觉他们声音忽然低下来,以至沉默不语。现在我想,那时他们定是一脸肃穆,面色凝重,内心积聚起对日寇的仇恨;但是当时我不懂。只听叔叔阿姨说:“要保护好杜政委的儿子,我们把他养大。”那时八路军物资匮乏,实行的是供给制,队伍里每人领相同的给养,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菜——当然,一年也难得吃上一次肉。我和哥哥也同妈妈及叔叔阿姨们享受同等待遇,各有一份。但,发的军装太大,上衣到我脚面,裤腰到我脖颈,妈妈只好剪剪裁裁。然而巧妇也难把大人的军装改成一个五岁孩子的合身童装,所以我穿在身上有点滑稽,总引得叔叔阿姨善意的欢笑。

当时五六岁的我,有妈妈和叔叔阿姨呵护,只感受到温馨。但是现在想来,乐陵的生活实在是很艰苦的。别的我印象不深,有两件事特别难忘。一是疥疮困扰部队,当时的医疗条件难以医治,妈妈和我以及哥哥也难逃脱疥毒的侵袭。记得我浑身上下,身子、双臂和两腿,到处都是脓包,奇痒无比,手一抓,脓里带血,惊心动魄。一是冬天的冻伤。我常常在冰天雪地里疯跑,有一天晚上我喊脚疼,妈妈一看,我的鞋底儿磨穿了,原来我赤脚与冰雪亲密接触,而疯玩儿的我,竟然茫无所觉;当觉得疼时,小脚的嫩肉已经红肿而几近溃烂……那时我只有一双鞋,还是单鞋。

4

苦虽苦,而在乐陵的队伍里,我可能是最快乐的人,也是最受优待的人。部队首长指示司务长:“杜政委的儿子饿了,可以随时去领馒头吃!”但是妈妈不叫我去领,说:“你看看叔叔阿姨开饭的时候吃什么?粗粮窝窝头,有时还是红面(高粱面)的,每人有定量,不能多吃!”我大部分时间跟妈妈一起吃粗粮。可是当时不懂事,两顿饭之间饿的时候,趁妈妈不在跟前儿,有好几次跑到司务长那里领馒头。我对乐陵馒头的印象尤其深,至今嘴里仿佛还有那馒头的香味。乐陵的馒头很特别,它的底部插有竹扦,一只馒头足有半尺高,称为“高扦馒头”或“高桩馒头”。那馒头富有弹性,特有咬头,吃到嘴里香气熏牙,还带着微微的甜味,往往不忍心立刻咽下去,而是留在口中慢慢享受。听人说,做馒头的功夫全在揉面,揉不到家是出不来这种味道的。

在乐陵还有一件很快乐的事,就是跟着妈妈和叔叔阿姨排着队到文庙去开大会,走在街上不但威风,而且让我看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情。

当年的乐陵没有什么大礼堂,大些的会议总是在文庙大院里举行——我长大一些的时候听叔叔阿姨们说,这文庙大院可不简单,与冀鲁边区的抗战史密切联系着呢!1938年秋,肖华受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率一一五师东进纵队进抵乐陵,组建中共冀鲁边区特委,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就是在这里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肖华还在此主持改组中共津南地委,我爸爸被任命为民运部长(后宣传部长)。此外,冀鲁边区最早的抗日政权——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也设于此,同国民政府的乐陵县长牟宜之联合办公,共商抗日大计,肖华与牟宜之结下了深厚情谊,传为佳话。那古老建筑充满现代光荣。

那时开大会,都是露天,一个一个方队,排列得整齐有序;没有椅凳,各人搬块砖头或土坯坐着。我感觉最好玩的是大会开始之前,总有叔叔或者阿姨站起来喊:“某中队,来一个!”然后一拨人跟着齐声喊:“某中队,来一个!”声音越喊越大、越喊越响,直到某中队的人站起来,有个领头的叔叔或阿姨在前面打拍子,指挥唱歌。这边唱完,就拉那边唱,此起彼伏,歌声不断,直到大会正式开始。唱的什么歌?因为不断听大人唱,也记住一些,但当时不懂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歌名。有一首开头几句是:“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另一首只记得开头一句:“铁流两万五千里……”

乐陵最热闹的时候是欢庆抗战胜利。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那天夜里,整个乐陵沸腾了!全乐陵城,大概能上街的人都出来了,白胡子老头,小脚老太太,抱孩子的妇女……也都走出家门。那时乐陵没有电,只见到处灯笼闪烁,像天上的星星骤然落满乐陵城。

那年我七岁,跟着妈妈和叔叔阿姨到街上欢呼,一位叔叔把我驮在他的脖颈上扭秧歌,一位阿姨嗓门特高,不断领着大家喊口号。文庙前人山人海,不知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鞭炮,震得我耳朵生疼。人们把正月十五闹元宵时的锣鼓也拿出来了,恨不得把锣打破,把鼓敲穿。最显眼儿的是四个小伙子围着一个六尺牛皮大鼓,光着膀子,扬着鼓槌拼命地往鼓面上砸,声音如闷雷。

后来又在文庙开了庆祝大会,而且一连好几天晚上唱大戏,唱的什么戏不记得了,只记得戏台四角的汽灯分外明亮……

5

抗战胜利后,哥哥到边区子弟学校上学,住校;妈妈带着我在乐陵周边农村搞群众工作。有一段时间住在乐陵城西南三里的杨少白家。那是大约几百口人家的村子,村东头是一个大水塘,我们的房东就在水塘边儿上。已经记不清房东大爷姓什么,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夫妻俩膝下无子,对我特别亲。趁妈妈在外边忙工作不在家的时候,大娘给我炒鸡蛋吃——他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

那天,妈妈起得早,又出去工作了。太阳已经老高,房东大娘叫我起来吃饭,我却故意懒在被窝里——我尿炕了。等她一掀被子,发现了秘密。我更加不好意思,把头扭向墙里。大娘笑着把我抱起来穿衣服:“尿炕怕什么,不尿炕成不了男子汉,”她手指大爷:“你看他咋长这么高,都是小时候尿炕尿出来的。”一句话把我逗笑了。大娘不知为我晒了多少次被子。

几个月之后,妈妈因为工作的关系离开了杨少白家。送别的时候,大娘把我搂在怀里,哭了。

今年参加“九·三”天安门大阅兵之后十余天,我应邀重回乐陵,已经是与它分别70年。我来,一方面是同乐陵人民一起纪念那用血换来的永远不能忘记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对养育我、爱抚我的乐陵人民表达感激之情。开会之余,我对当地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到杨少白家看看。我脑海萦回着大爷大娘的影子,特别是告别时大娘的泪眼,一直闪在眼前,心里热乎乎的。汽车从文庙往南开,走的都是马路。只几分钟,往西一拐,文化局的同志说:“到了,这就是杨少白家的旧址。”

我懵了:全是马路和两旁的新楼房。我的杨少白家在哪里?那荡漾着美丽水波的池塘呢?那温馨的黄土房子呢?那如同这土地一般纯朴、满眼透着挚爱的父老乡亲呢?

我怅怅然……

                                  2015年1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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