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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在西南交通大学召开

罗宁 张欢

     2016年9月9日至1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召开,来自内外近百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40余位学者出席了大会。这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首次在四川举办年会,在开幕式上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也特别指出唐代文学与四川、成都的密切关系。西南交通大学总会计师张兵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向仲敏博士、四川大学张志烈教授、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教授先后致辞。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30多篇,数量多、内容广,涉及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学者们通过两次大会发言和四个分会场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交流。

 

一、李白杜甫以及其他诗人和作品研究

 

    四川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长期流和生活的地方。此次会议也有意将李白杜甫研究作为会议主题之一,共收到约30篇论文,充分展现出此次唐代文学年会的地域特色。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将李白与科举的关系研究归纳为“性格论”和“身份论”,认为李白没有参加科举的原因应该是如范传正所说的“漏于属籍”。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指出李白作品中有两项特质:①文字简明、意象简单和口语化;②有大量拟古(包括拟古乐府)之作,承袭和模仿痕迹明显,进而推测这是因为李白是异族胡人,他的作品的两项特质正说明这是一个异族人在学习和使用汉语。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发现李白之“思”或逆向穿越到古代,或幻想穿越到神话传说时代,或异化为物穿越到异质时空,神思的独运使太白诗“飘然”“不群”。安徽大学丁放在此前对玉真公主的研究基础之上,重新讨论和肯定了玉真公主以及吴筠推荐李白的旧说。成都大学杨挺运用身份认同理论揭示李白在其诗歌叙事中展示的自我认同,以及对自己与长安的密切联系的强调。河北师范大学曾智安指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是李白蹈袭自己旧作或前人作品,带有矫饰色彩,而这种草率的热情很容易带来反面的社交效果,故未得到孟浩然的回应。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则注意到历代以来以图画艺术的形式再现的李白形象,但早期真品多已不存,诗文吟咏则保存了不少信息,如诗文中涉及到的李白写真、文人题画诗以及李白诗歌的诗意图等。此外,四川师范大学王红霞《南羲采〈龟磵诗话〉解李白诸条辨析》、暨南大学曾肖《一本特别的诗歌选本——大英图书馆藏〈太白诗话〉考述》、西南交通大学商拓《李白及其诗歌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情况简述》、任显楷《〈静夜思〉及其三种英译文的新批评解读:兼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问题》则带来了传播学和海外汉学视野下的李白研究成果。

    和李白研究一样,此次会议中的杜甫研究也热烈而深入。复旦大学陈尚君介绍了最近三年出版的三种杜集——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教授的《杜甫集校注》、下定雅弘和松原朗教授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的编纂特点、体例和成就,评价公允,对了解和阅读这三部新出的重要著作具有指导意义。四川大学张志烈从总体风貌、自然景色、都市繁华和人文胜迹四个方面论述了杜甫吟唱中反映的成都文化,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杜诗中的成都风物。西南大学刘明华分析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教材和语文课本对杜甫其人其诗的选择和评价,折射出时代思潮,也树立了杜甫的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绵阳师范学院伍联群指出杜甫的蜀道行役诗不仅描画出蜀道山川奇绝之景,亦将山水之奇与行程之艰、世路之难的咏叹交织在一起,突破了山水行纪诗的轨范。兰州理工大学杨晓霭探讨了同谷七歌的体式特点和其中蕴涵的“歌咏言,声依永”的声诗传统。河南大学吴河清提出杜甫晚年作于夔州的《壮游》和漂泊在荆湘大地时期的诗篇共同构成了“诗史”的内涵,也是诗人对自己一生反思。高雄师范大学王颂梅注意到杜甫八首律诗为两截体诗,其中都蕴含了背离意义,由此发展出两截体的象征意义。日本大阪大学黄小珠从杜甫自身处境的变化出发,现入蜀前的罢官经历使得杜甫对陶渊明产生认同;草堂时期的创作亦受陶诗影响,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切性和平凡性,成为杜诗创作的一个转型期。凤凰出版社李相东将李白《赠孟浩然》与杜甫《遣兴五首》写孟浩然的第五首进行对照,发现其中反映出两位诗人在政治理想、创作理念、人生态度方面的差异。西南交通大学宦书亮讨论了杜甫诗中的情绪类心理动词使用情况及其表现的不同时期杜甫心理情绪的变化。中国海洋大学鞠巖分析了杜甫《北征》的叙事结构,着意发现其形式之下潜藏的意蕴。乐山师范大学唐瑛从《前出塞》等作品分析了杜甫的战争观。

    杜诗的影响和接受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中央财经大学左汉林探讨了杜诗风格在宋诗中的再现,分析了苏轼、苏辙、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人学杜的不同风格。苏州科技大学凌郁之发现在北宋后期除诗文写作外,李公麟的画也在诠释着杜诗,并与苏黄对杜甫的表彰形成呼应。西南交通大学沈如泉以南宋李刘《四六标准》为例,阐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骈文创作深受杜诗影响的事实。成都大学刘咏涛分析了文天祥《集杜诗》对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集杜诗》是脱离原著具有自己灵魂的优秀作品。澳门大学汪欣欣、邓骏捷指出刘辰翁关于杜诗中“丽”与“老”两种审美范畴的评点,不仅揭示了杜诗丰富的美学内涵,还透露出刘辰翁的“以心会心”与以时人审美观念为参照的评点特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张慧玲结合明人对“性情”的认识,分析了明人杜诗根柢性情还是乏于性情的争论。西南交通大学周芳发现杜甫在乱世中能保身的智者形象被晚清大诗人郑珍肯定,郑珍还以杜甫“穷余而阔壮”的超然激励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宗杜学杜自写心史。中国人民大学曾祥波则介绍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新近完成的杜诗英文全译本,宇文所安的译本既是中国典籍为英语世界翻译和接受的一件大事,也是杜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西南交通大学张宇将杜诗与梓州的地理和古迹结合起来探讨,介绍了这些古代遗存的兴废变化,除利用文献记载外,还引入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内容。

    李杜之外的其他诗人和作品,也有不少论文予以讨论。如中南民族大学萧晓阳从襄阳民歌的角度探究孟浩然诗流丽品格的由来。四川大学周裕锴注意到韩愈诗中身体痛感的书写展示的韩诗的独特性,认为韩诗或者说韩孟诗派风格之所以倾向险怪,很可能与其身体状况相关。日本大学益西拉姆通过对刘方平《月夜》的“虫声”、“南斗”等词语进行分析,提出了新的解释可能,进而认为该诗可能是描写女性艳情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葛云飞考察了孟郊的生平和家族世系,并在其世家大族的背景之下来分析孟郊的“不平则鸣”。西南交通大学段莉萍、李晓丹对姚合送别诗的类型、意象和情感进行了阐述。中国社科院陈才智梳理了白居易接受史研究涵盖的范围,指出将从时间线索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未来白居易研究需要拓展的方向。新疆师范大学魏娜认为白居易诗歌自注中包含强烈而自觉的读者意识,白居易以自注作为信息扩充的手段,为诗歌传播提供了便利。中华书局马婧认为李商隐乐府诗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原因中体现了前代创作传统与作家个人性格要素对作品风貌的复杂影响。西南科技大学何娜、周于飞指出李商隐诗中有“怨而不怒”的美德,实乃“弱德之美”。安徽社科院王树森通过比较李商隐与杜牧的边疆民族题材诗文,发现李商隐专注于反思唐朝最高政治伦理的腐败,杜牧则侧重于检讨唐朝应对边祸的具体政策失误与体制机制弊端。苏州大学罗时进对《寒山子诗集序》的伪托问题重新进行了分析,引出寒山、拾得形象演变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张海发现贯休和孟浩然在生平思想、诗歌创作上的某些相似之处。

二、唐诗的综合性研究与文献研究

 

    除了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此次会议中的唐诗综合性研究也是精彩纷呈。南京大学莫砺锋对晚唐诗风进行微观考察,揭示了晚唐诗长于律体、重视琢句、意尽句中而韵味不足的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张震英考察了在中唐韩孟、元白诸人淡出诗坛後兴起的“第三种势力”姚(合)贾(岛),认为在当时存在一个以姚贾为核心的诗人群体,而姚贾余绪不仅成为晚唐诗风的主流,也推动了唐风向宋调的转型。浙江大学咸晓婷以唐诗题注为切入点,探索唐诗的书写体式、别集编纂等问题,提出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纂过程提供了新视角。复旦大学査屏球探讨了范文教材印本化与宋初对唐末诗风的传承问题,认为从五代到宋初流行各类印本诗学教材,使得唐末五代人的作品成为宋人诗学知识结构的基础和宋代诗学的一个起点。内蒙古大学米彦青认为草原丝路上的唐诗书写从文学的视角很好地展示了不同民族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知。吉林大学沈文凡、李莹从唐代诗文中“渤海国”的形象和唐、渤的政治关系出发,讨论了唐文化对渤海国的文化影响。西北大学郝润华认为唐诗中的“凉州”有边塞、词曲名、葡萄、女儿等意象,这与后代文人的盛唐情结与爱国情思有关。首都师范大学郭丽则梳理了“凉州”的称谓和来源,对其音乐特点与传播方式进行了考述,指出在盛唐之后“凉州”被赋予了多种内涵:盛世符号、乱世先兆以及书写河西之痛的载体。扬州大学柏红秀注意到到中晚唐音乐格局变化对铜雀妓诗的影响,认为此类诗歌对于研究唐代乐府诗和理解唐诗繁荣有重要意义。海南大学海滨分析了唐诗中的西域器乐,指出西域器乐文化景观所表达的哀伤的审美意味。西北大学田苗分析了唐诗中的珠喻,认为唐诗在使用珠作为象喻对象时,不仅关注其外形特征,也注意到内蕴精神,唐人通过对于比喻本体、表达方式的多元开掘,既催生出新的语汇,又将原本关于珠喻的语汇从陌生化发展至普遍化,成为后世诗歌语言乃至日常语言表达中的常见用法。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重新解读郭茂倩有关新乐府辞定义的关键表述,澄清了有关新乐府范围和新乐府是否入乐的误解。四川社科院王永波分析了唐代郎官与诗歌创作之关系。厦门大学胡旭、李芸华指出集贤学士参与诗文活动并开始主导文坛的状况促进了朝野雅俗诗风的交融,为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中国社科院李桃在唐宋转型视野下探讨了士人从文儒到通儒、从士人到官僚的身份转变。四川外国语大学罗燕萍探讨了唐代诗歌与巴蜀园林的互动关系,注意到不同园林类型影响下的诗歌类型创作和历史记忆。新加坡新跃大学陈珀如从相关诗歌文本出发,探讨文人庭园空间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并通过后代文人以成都杜甫草堂为主题的诗歌文本探寻文人庭园如何在诗歌书写中由物质空间生成精神性的符号化空间。河北大学吴淑玲分析了驿传在传递诗歌理论、交流诗作、切磋诗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阜阳师范学院张明华从拓展旅游文学内涵的方面探讨了唐代山水诗文的写作。

    佛教、道教对唐代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此次会议中有数篇论文涉及。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徐晓峰从格律的角度对诗禅融合进行分析,认为部分诗人在古律创作中的超越格律、破除规则与禅佛打破法度、离却对待的宗旨相契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刘学军对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诗句进行详论,以揭示贾岛诗歌创作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赣南师范大学张艮论述了唐宋以来天台宗诗僧形成的自己的创作传统,指出学界常常忽略这些诗僧的天台宗背景而误作“禅诗”加以解读。台湾逢甲大学周诚明对《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的僧诗进行了详尽的诠释,旨在由此加深对唐代佛教的认识,弥补中国诗史中有关僧诗在叙理、通俗诗方面的不足。宝鸡文理学院刘林魁则对白居易的外丹烧炼及其道教信仰进行了探讨。

    在引入新理论分析唐诗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文。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俞宁使用西方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分析唐诗中的猿,发现唐人对猿的分类、观察、倾听和解读均有独到之处。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从物候诗学的角度观察诗歌创作,强调只有在场视维,方能亲身感受时光流转、物候多元的自然流露,“诗人在场”更是一种生存价值。青海师范大学方丽萍注意到中晚唐文人对南方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由表现险怪苦恶到观察其美好,享受其好乐,以致表现出四海一家的地理感知,开启了新的南方认识的时代。台湾逢甲大学李尧涓考察了唐代士人在求仕之路或仕宦之途上的“寒”和“孤”,注意到“京城书写”呈现出正、负两种张力,构建出繁富的京城面向。两篇论文均引入了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西北大学邱晓则通过引入原型理论和神话学理论,对神话、道教和诗歌中的“天梯”意象做了初步考察。

    在文献研究和作家考证方面,湖北文理学院王辉斌研究了明清流行的四卷本《孟浩然集》,发现四家诗本、王孟集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四卷本,均源出于十二家本。安庆师范学院童岳敏介绍了方苞、姚范、张裕钊三家批杜本的概况,认为方批要言不烦,张批则具体细致,对杜诗风格和诗法技艺的评析较为全面。安徽师范大学韩震军总结了《唐诗纪》校勘唐人诗集的成绩,并评定其整理唐集的得失。河南社科院胡永杰对明人改窜唐诗《黄台瓜辞》“四摘”为“摘绝”进行辨正,发现“四摘”、“摘绝”之异只是古籍流传过程中常见的异文现象。天津外国语大学马骁对杜甫与高适、李白等人的“梁宋游”的时间、地理、众人交游和相关诗作进行了考述。西南大学刘洁通过对日本《千载佳句》中杨巨源作品的考察,发现平安时代初期即有相异于中土所存一卷本“杨巨源诗”传至日本,而且对平安朝大江家族的文人有所影响。鲁东大学陈冠明指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存在的一些失误和遗憾,提醒学界使用时注意其中的学术风险,并附以《〈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李姓部分疏误辨正》,有益于此书之使用。石河子大学赵红考证了唐中期宋若莘、宋若昭等宋氏五女的生平事迹。

    在唐诗流传和海外的影响研究方面,除上述刘洁文外,还有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兰州探讨越南汉文燕行诗对唐诗的接受与选择,认为以阮忠彦为代表的越南燕行诗人学习继承了唐诗的性情之美却未展示出风骨之力,长于抒情而弱于言志。西南交通大学刘玉珺探讨了越南诗人阮秉谦《白云庵诗集》中的唐音宋调,认为阮秉谦是越南诗人学习宋诗的典型代表,言志明理倾向鲜明,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宋代理学诗人景理合一的诗学取向。中国社科院王莹对英国汉学家麦大维的论文《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进行了介绍,涉及到唐诗中的一些植物意象及其与政治、文化、宫廷礼仪的关系。西南交通大学徐臻探讨了唐代鉴真僧团与日本奈良诗坛的文学交涉。西南交通大学何俊总结了李白、白居易和杜甫在德语区传播的三种类别。西南交通大学唐均探讨了中古阿尔泰语民族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借鉴和吸收。日本东海大学佐藤浩一介绍了2014至2015年日本学界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

 

三、诗学文论研究和文章文体研究

 

    诗学文论研究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南开大学卢盛江《平声与唐诗声律说》讨论了唐人声律重视平声的现象,认为这和近体诗律的追求、平声的声音特性、平声字多等有关。中国社科院刘宁讨论了晚唐出现的《本事诗》等唐代诗歌本事批评这样一种诗学现象,认为《本事诗》中围绕本事批评展开的对“诗史”和“诗教”的独特理解,对深化唐代诗学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高晓成从晚唐诗格中注意到“物象比”理论,对此理论的构成机理及其对诗歌意象化的作用、集中出现的原因等几方面作了初步探讨。贵州师范大学吴夏平讨论了唐代诗歌、小说、散文等与史学发生的关联,认为唐代呈现出“文之将史”的演进态势,如杂传和小说与正史构成了互补关系。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透过元结编选的《箧中集》,发现元结追求的雅正诗风和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的特点。上海师范大学王新荷揭示了白居易崇雅抑俗,力主恢复“正始之音”的音乐主张。南开大学卢燕新认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采用例证法、比较法等方法,在小传中加入文士生平事迹品评、诗人诗歌成就论析以及诗章与诗句品鉴等,扩大了选本的传播功能,也表述了编选家的诗歌理论。台湾清华大学李欣锡对韦庄所编《又玄集》“清词丽句”的选诗标准进行了细致讨论。台湾中央大学李宜学梳理了《才调集》的版本源流,分析了二冯、纪昀对《才调集》中李商隐诗的诠释及其诗学渊源。广东财经大学胡玉兰讨论了王夫之对“唐无五言古诗”说的态度,认为王夫之即借用这一论断来表达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维护。河南大学焦体检指出清代诗话对唐诗文献的辑佚考证、唐代诗人与诗作和诗论的研究均有不小的价值和贡献。华南师范大学蒋寅认为清代乔亿《大历诗略》作为古代唯一一部大历诗评选,展示了格调派评点的批评风格和批评话语,乔亿诗学总体上显示出格调诗学在乾隆间的深化。上海师范大学查清华对陈伯海先生主持的“唐诗学书系”八种专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提出“唐诗选学”的学术概念,以探究唐诗总集编纂演变史及内在逻辑线索、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章研究方面仍以韩愈爲中心,但研究的重点并不限于韩文。如辽宁大学毕宝魁强调了韩愈在宣城四年是其学业的开始,他在此跟从窦牟学习,窦牟及窦氏家族对韩愈的人生有重要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刘真伦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审视韩愈的人论,认为韩愈的人论实质上是讨论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与途径。北京大学管琴注意到韩愈有意识地效仿同辈朋友的写作风格,将此称作“效体”;而杜甫在酬唱和赠诗中也善用效体,这可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郑州师范学院张弘韬注意到韩柳二人从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对待古文、骈文的差异,二者在古文与骈文的互动中实现了两种文体的新变。西北大学李芳民依据柳宗元的释氏题材文类写作了解其个人与佛教的关系,探究当时释俗交涉中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认为南宋黄震的韩愈研究既富于理学意味与学术色彩,又显示出敏锐的文艺感受力和独到的艺术鉴赏力,集宋代诗话、笔记论韩愈之大成。河南社科院张清华讨论了姚鼐《古文辞类纂》对韩文的选录和评注,认为其校注精审、评论确当,并将其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进行比较,以深入认识姚鼐对韩愈古文的接受和研究。河南大学杨国安从林云铭的《韩文举》探讨明清时期韩文接受的文化背景,注意到当时出现的这种韩文普及选本与科举制艺的关联。四川大学祝尚书对“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当时体”进行了论述,指出其显著特点是文章用典多,内容华而不实。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田恩铭认为中唐士风的复振与文风、文体改革互相作用,形成“直正”之史家风范及弘扬儒学精神的士人群体。日本富山大学邓芳详细考证了元德秀生平、作品及其精神内涵,揭示出元德秀对中唐诗人的精神影响及其在文学复古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湖南科技大学李德辉将唐人行记分为传记体、日记体、笔记体和综述体,分别进行了论述。济南大学李伟探讨了唐末小品文在内容与艺术方面的开拓,即内容上的尚“理”趋向与艺术上对“怪奇”文风的纠偏。

    在此次会议上,新出石刻文献研究是一个亮点。浙江大学胡可先介绍了新出石刻史料中有关李德裕的资料,认为由此可就李德裕的生平、李德裕的文学创作、李德裕与唐代文化、牛李党争等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讨。西北大学李浩介绍了新见两方回纥碑志,对其史料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陕西师范大学郭海通过对《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的解读,明确了公主的家庭、年谱、才华、死亡原因及丧葬仪式。与石刻文献密切相关的墓志碑文研究,这次会议中也出现了好几篇论文。浙江师范大学孟国栋注意到墓志的选材、形制和文化内涵等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考察地域因素对墓志形制的影响,还可揭示墓志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广西师范大学莫道才以卢藏用《景星寺碑铭》为中心,讨论岭南唐碑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骈文文风在岭南地区的影响。东莞理工学院徐海容探讨了初盛唐文馆制度与碑志文体革新之间的关系。石河子大学杨向奎认为义例研究在墓志文献整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避免文献整理中的一些错误。北方民族大学王东通过分析墓志的撰写方式,发现撰写者可能会进行史料造假,认为墓志呈现出来的是修正过的墓主生平世界。日本岛根大学户崎哲彦以柳宗元《独孤君(申叔)墓志》为考察线索,又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参考材料,结合考古、礼制等,就唐人石本与集本互异之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广西民族大学李谟润对四篇碑文的撰者、书者、所立佛寺、书体及所立时间等内容作了考订,揭示了佛寺碑刻作品对研究唐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台湾逢甲大学刘家华考察了千唐志斋所藏唐亡宫人墓志的书风,在墓志研究中投射了书法艺术的眼光,给墓志研究带来新的视野。

 

四、小说以及其他研究

 

    小说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唐代文学年会上发表一直不多,本次会议则有所改观。台湾大学康韵梅根据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玄怪录》显示幻设的策略,认为从这类文本可探知全书的撰作是为纯粹对“奇诞”的兴味,与元和崇尚奇诡的文风和文士“征异话奇”撰述小说的时代风气相关,指出牛僧孺有意使用幻设手法产生的效果体现出唐代小说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问题特质。西南大学黄大宏提出唐传奇以虚构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小说意义的载体,是传奇文体从传统小说中独立出来的标志,而《易经》“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是唐传奇虚构叙事原则的思想渊源,唐传奇是借故事表达文学意图的典范形式。针对当前流行的传奇概念和观念,西南交通大学罗宁提出应以古人对小说和传记的看法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传奇这一自鲁迅之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概念,主张将传奇看成是一种风格和写法,使用“传奇性(体)传记”的表述,指出唐代传奇不过是中唐时期好奇思潮在传记上的表现,现代的传奇概念扩大化了。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从唐代小说对雷州雷神的相关记载中,发现了雷州雷神的特殊性,如卵生雷种、猪首神以及与雷相斗并迫其降雨等,反映了当地民族的信仰。辽宁大学熊明将客店奇遇故事分为三种亚型,分析了客店在唐人小说情节建构中的功能,并指出这类故事最显著的特征即故事情节的奇幻性与审美体验的惊奇效果。杨为刚认为在衙署化与宅第化两种祠庙空间功能对应下出现了冥府叙事和人神婚恋叙事,是两种唐人祠庙信仰的主要书写形式。天津财经大学崔际银分析了唐代商贾小说《窦乂》的经营之道,认为其展现出的经营理念值得今人学习借鉴。重庆师范大学何亮从“互类互文”的角度探讨公牍文作为互文文类与汉唐小说的融合,指出小说文体组合的多样化也使其形成“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特征。

    四川师范大学房锐探讨了五代王仁裕的《王氏闻见录》,分析和肯定了其书在记载前蜀历史与文学方面的文献价值。常州大学沈扬指出李德裕的平泉记忆诠释着他的仕隐矛盾,彰显了他焦虑彷徨的复杂心绪,而从宋人对他的批评中,可以窥探宋代文人对玩物所持有的态度。香港浸会大学陈伟强注意到敦煌曲子词中的一个母题原型——“我于此洞求仙”,探讨了敦煌曲子词中带“仙”字的调名与歌辞的关系,论证“仙”意的来源,但也强调不能拘泥于女仙传说在作品中的作用而造成过度阐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治田以《韩朋赋》为中心,对敦煌俗赋的讲唱文学特色进行了分析,并就赋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讲唱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的讲唱文学发展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周相录分析了《西厢记》的嬗变,指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宣扬的不是爱情至上,而是合法婚姻,其描绘的是弥补现实缺陷的一场人生美(迷)梦。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特别活动,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对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前会长傅璇琮先生和台湾唐代文学研究宗师罗联添先生的追思,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西北大学李浩、台湾大学康韵梅、南开大学卢燕新上台发言,介绍了两位前辈在学术研究中的巨大成果和贡献,回忆起与两位前辈相处的种种细节,沉痛深情,令人动容。此次会议还完成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与第十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增补了十一位理事和四位常务理事。由于有两位副会长届龄不再担任学会领导工作,补选徐俊、蒋寅为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会副会长罗时进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指出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收获很大,在总结了会议中的精彩发言和观点之后,他对将来唐代文学的研究路径提出展望,希望能恢复良好的学术生态,继续基础文献的研究,重视唐代诗歌的接受和影响研究,同时吸收新理论、新方法,拓宽学科视野,促进唐代文学本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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