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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勒《思家小馆的晚餐》:尘埃落定,各得其所

吴自珍

安·泰勒

        《思家小馆的晚餐》这书有毒,一旦开了头儿,你会急煎煎地一直读下去,停不下来的那种。末了,心里会那么酸一下,眼眶还会湿那么一下,就一下,不至于热泪盈眶,小规模荡气回肠……安·泰勒一点都不煽情,她写得可冷静了,甚至有些冷酷——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出走,妻子想:柜子里可用的空间大了,抽屉也多了。可是,一切才刚刚开始:她即将面对的是35年的独身,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有点像挠痒痒又有点像戳脊梁的,从不同地址寄来的、每月50美金的所谓抚养费。抽屉再多顶个屁用啊。

        就是这么一本“婆婆妈妈”的书,写满了不如意、不甘心、不满足,一直写到那场喧哗而骚动的葬礼,却全然不是如泣如诉的风格,诙谐起来不要命,它是个灰暗的小可爱、惆怅的老清新。对我来说,《思家小馆的晚餐》是个不折不扣的阅读惊喜,它适合所有年龄、所有性别、所有情感状况的人来读,毫不夸张。它的奇妙之处在于,不同的人会从中看到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金句,不同的宣泄点……

        年轻妈妈会觉得安·泰勒对女性心理的描摹实在细腻,几乎每一笔都是你的情绪,每一画都是你的日常。大儿子生病时,珀尔·图尔想,“一旦科迪夭折了,我还剩下什么呢?这个租来的收拾得很利索的小房子?鹅妈妈主题的婴儿室?”“真不明白我怎么会觉得一个儿子就够了呢?”于是她又生了一个儿子。“第二个孩子埃兹拉憨态可掬,让人心生怜爱。这让她更加提心吊胆,真该只要科迪一个就好了。”然而她并没有接受教训,接着又生了个女儿。“给小女孩穿衣打扮,梳各种发型,太有意思了。珀尔觉得养女儿真让人享受,她当然也不会放弃珍妮了。”于是,“现在她怕的不是失去一个,而是三个。”年轻妈妈从中可提炼出金句:有孩子的人不能死。

        上了年纪的母亲八成会觉得这书格局超大,简直写活了自己时而平和时而暴躁的一生。尾声看上去很治愈,科迪扶着那个一直缺席的人,走向迟来的晚餐。“头顶上,海鸥在飞,蓝蓝的天空清澈无云,一下子让他回到了童年郊游的时刻——开车兜风、野餐、爬山、春天看野花。他记得弓箭之行,似乎依稀看得见箭优雅地在空中飞动,记得妈妈在草丛中坐着,头发金光闪闪,她的小手抚摸着花束,而箭在飞。他回想起,当时高空中有一架棕色的小飞机,几乎一动不动,像一只大黄峰在阳光下嗡嗡作响。”读完你会撇撇嘴:哈,即使这结局是奔着天上大完满人间小团圆去的,依然不是个喜剧,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回接一回的突袭,和一次又一次的中箭。翻回第一页,重读那一场事先张扬的奄奄一息,你恐怕还是会感到深深的悲哀。珀尔·图尔像千千万万个毅然地或茫然地选择了家庭生活的女人一样,被世俗风化,被男人沉积,被子女消耗,被自己浪费……滚落、失水、皱缩成一个松脆易折的老太太,被腿疾和眼病困扰,揣着不一样的绝望和念想,渺小而坚定。母亲们看到的金句是:生活就是撑着,一件事接一件事。

        朴素的少年多半会觉得这书亲和又好玩儿。文字顺滑,不滞涩,质地蓬松通风良好,也不难懂。故事脉络清晰,每个人物都自带主角光环(真的!),讲起话来萌而不腻,有温和的卡通感、细软的内心戏。安·泰勒的脑洞派比喻也是一绝,写珍妮与天才男友第一次接吻,站在校园的草地上,披着斗篷一样的床单,他的眼镜碰到了她的鼻子,两人生硬得像“一根绒线毯柱,双棺木乃伊”,珍妮大笑起来,对方丢下毯子转身走掉,“脑后的一撮头发像公鸡尾巴一样晃来晃去”。这年头,幽默感和想象力都是稀缺资源,“记得劳森家吗?从田纳西的纳什维尔搬来的。第一个星期,四个孩子就都得了腮腺炎。劳森太太说,‘这个城市就是倒霉。’第二个星期,他们家地下室的水管爆了,她就说,‘这倒霉的巴尔的摩。’后来他们家女儿摔断了手腕……他们搬回田纳西的时候,我过去和他们道别。他们正在往车上搬东西,—关后备厢盖又挤着了小儿子的手指。开走的时候他一直在叫。劳森太太冲着车外大喊,‘这可是最合适的告别方式。我早就说巴尔的摩就是个倒霉的城市。’”

        读者还可以在书中找到了一个美国坏母亲的样本、一个内容丰富的“父母皆祸害”的案例资料库,你所有关于原生家庭的时髦观点都会在这里一一得到印证。

        这本小书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我目前的分析和表述能力。安·泰勒不介入也不批判的调调实在迷人,她的书里只有人物,没有脸谱,人们怒气冲冲地教训着自己的孩子,老神在在地经营着别人的餐馆,生机勃勃地追求着弟弟的老婆,不好也不坏,只是真实地活着。

原载:《文艺报》201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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