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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实

周丹丹、许頔玉、梅雪吟

 

        2016年9月3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举行。发布会由凤凰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文汇报、翁同龢纪念馆、凤凰出版社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会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以下为各位专家发言纪实:

 

 


  姜小青社长致辞:
  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首先代表凤凰出版社,对各位专家在开学百忙之际能够参加今天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三辑)的发布会表示衷心的感谢。过一会,张剑、彭国忠两位先生会就史料的整体编纂设想以及本辑第三辑的整理情况向大家报告,我这里简单地向大家报告这个项目的出版情况。这个项目目前计划是,第一阶段的计划,出版到五辑,每辑十种左右。今年出版的是第三辑,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2014年、2015年出版,根据我们当时的商议,每出版一辑,在主持人所在地进行一个专家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以便后面做得更好一些。主编三位,就是张剑、彭国忠和徐雁平,原来还有一位张晖,大家知道去世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希望听到各位专家的高见,以期在我们后面几辑的出版过程中有所提高。现在五辑的总目基本已经确定,第四辑已经在编纂过程中,明年的上半年会出版,第五辑的目录已基本出来,也有约稿。那么第六到第十辑,昨天和张剑我们还在商议后面五辑如何拓展,也非常希望听到各位专家的意见。
  凤凰出版社作为一个地方的古籍出版社,原来叫江苏古籍出版社,长期以来得到了包括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心,2014年,两年前,我们出版社刚好成立三十周年,我们也不善于做各种活动,就作了一个三十年的档案梳理,编了一本总书目。在编书目的过程当中,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感受尤为深切,所以这一点我们铭记在心,同行老大哥克勤在,多指导。出版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但是转型期过程中就有一个声浪,做大数据或者是唱衰传统出版的这样一个声浪。如果说我们凤凰出版社,对专一出版、对学术出版还有一点小小的坚守的话,我想那就是学术界给予我们的力量,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次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凤凰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彭国忠(主持人):下面请《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也是最早的策划者张剑研究员介绍整个丛书情况。
  
  张剑研究员:
  各位老师好!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的学术前辈,特别是董乃斌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带我进入了学术殿堂,今天专门赶过来,我心里很感动。我想说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感谢。因为我、雁平、国忠,还有张晖,我们几个,刚开始也就想做点事情,为学术界服务,出于这个目的,做这套丛书。原来做史学的不太看我们做文学的书,做文学的倒是向史学学习的比较多,当时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也编一套史学界也想看的书?这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出发点,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让我们做了这个书。在做的过程中,每一辑都得到了各位专家、各位前辈、各位老师的很多指点、很多帮助,尽管里面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每次都及时开一个发布会,然后及时调整。第二点就是这套书的特点,我简单地讲一下。这套书是一个有开放系统的一套丛书,它以日记和书札为主,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它还包含了一些笔记,一些具有史料和趣味价值的个人生活史方面的资料,一些别集,比较有意义的别集。每一种都可以做,尽我们能力做精一点,不想被大家最后说成是杂芜,想被大家说成是丰富。记得我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三辑,那里面的东西很丰富,我们从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就想一步一步做,做到五辑、十辑之后,品种多了,内容丰富了,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因此这套书既有主打种类,同时又兼容其他一些门类。比如说前面几辑中有楹联,有诗话,有笔记,后面还有,包括第四辑查屏球整理的日本甲午时期的汉诗选集,就是把日本方面甲午时期它对甲午战争持什么样一个态度,通过它的汉诗都给反映出来了。第五辑会有一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萧亚男整理的近代忆语汇编,像《浮生六记》这样的书,后来有一个专门文体称之为忆语,都是回忆和怀念自己已逝妻妾或情人的。萧亚男汇集了晚清几十种忆语,这种史料应该很好看。我们想做得品种稍微丰富一点,但同时要坚持以私人生活史为主,成为补充正史的一个渠道,所以书札、日记,还是我们的主打项。其他时间留给各位前辈、各位专家,我就不再多说了。
  
  胡晓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从近代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有很多成规模的文献丛刊。像刚刚张剑研究员提到台湾的,台湾的近代文献丛刊有一千多种,很大。我印象当中,湖南也出过一些比较成规模的近代文献丛刊,还有一些大型地方文献丛刊。最重要的就是像《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既有清代的,也有近代的。因为清代、近代这个文献问题尤其重要(当然唐代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永翔兄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说做六朝文献、文史研究的话,材料和人的生命长度可能差不多;隋唐也差不多;但是宋代就超过了人的生命的长度,能够把握的文献就很多了;那么到了清代,到了近代,那就远远的超过,或者要几个陈尚君的年龄才能够去把握,那么大海量的文献。那么,在文献和史料都没有完全地让我们去看到的情况下,如何谈得上历史的真相呢?如何谈得上文学史和思想史,还有其他的史,我们所要作出来的定论?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定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有定论了,其实离这个定论还远远的啊!刚才张剑说的很好的,个人生活史,很多的生活面相,当时的士大夫啦,当时的思想的各种情况,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看到那些比方说诗词,诗词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来说可以证史,可以去考证历史的,那么大量的诗文集(刚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大概十多种,近代方面的诗集,二十几种啊),真正看到的人能有多少,真正了解的人能有多少?远远不如对唐代、对六朝的了解。所以,就是说文献很重要。我就觉得像张剑兄,像国忠兄,雁平兄他们做的这个事情,确实非常非常重要。这其实真的是刚开了个头,无论怎么样子,对近代的文献真的刚刚开了个头而已。比方说日记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曾经做过《望山庐日记》,中华书局也做过一些日记,但都不是成规模、成系统的,《复堂日记》是浙江古籍的,《吴宓日记》是东方出版社的,《严复日记》是三联书店的,《湘绮楼日记》是湖南岳麓书社的。山西古籍出版社也做过一些比较成套的日记。但是都是开了个头就刹住了,就没有好好的去弄它。小青社长,还有克勤社长,都在,如果说能够把这样一个稀见文献的史料,把它成系统、成规模地做下去,把其他出版社刚刚开了一个头的事情,真的好好做下去的话,对近代研究确实是会带来很大的突破。我们知道,现在的文史研究,或者文学研究,或者史学研究,很多很多观点都要突破,特别是近代,很多观点都要突破,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于文献,新的发现的文献。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对中国文学学科,或中国文献的学科,如果要对历史的研究、文史的研究,要真正做出贡献,真的不在于怎样去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啦,怎样去有一个新的理论的模式啦,有一种什么新的论述方式啦,更重要的就是在于文献的搜集、整理、发现、出版。这个方式可能是最简洁的突破,文献就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可能因为现在历史研究比我们有活力,哲学研究也比我们有活力,比中国文学研究有活力的多,但是,我们如果在文献上面,如果能真正的大规模的去投入、出版、整理、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可以超过历史研究,超过中国哲学研究,我们就真正能做出对中国文学研究学科的一个贡献。
  
  彭国忠教授:
  这一辑整体难度较大,专业性较强。像吴大澂的书信集,整理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字是扫描了作为图像粘贴上去的,整理者之一陆德富,是裘锡圭先生的弟子,专门研究文字学。卢康华整理的这几种,整理过程较艰辛,其中有两册日记手写得非常潦草,墨非常淡,辨认起来很吃力。还有一册日记里面有大量的苏码,用苏码记数,这个东西太专业了。大概刘(永翔)老师知道苏码,一般人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他找了大量的研究资料看,还找了几个稍微懂得传统记账符号的人帮忙,又跟倪春军两个人商量,找了一篇专门研究论文看,还是因为手写体太潦草了;而且苏码这种东西,它的基本规则在那,每个人用的时候又有一些创造性变化。王达敏先生整理的贺培新的集子,贺培新本身是北方桐城派第五代作家的代表,北方桐城派与南方桐城派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像莲池学派它比南方桐城派的传承更严格一些,谱系化更强一些,南方桐城派是没有那么严的,北方的做法有点类似于学堂之类很正规,他们的创作,各方面都有些不同。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整理的赵尊岳的集子,赵尊岳大概1965年去世的,到去年他的著作权限才到期,陈水云教授就立即把他的集子整理出来了,一百四五十万字,也是费了很大功夫。
  第三辑整理者中,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刚才讲到的卢康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不简单。他整理的六种日记,全部加起来大概三十万字不到,但是下功夫大,创获多。他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说法。比如《蟫庐日记》稿本四册,但实际上只有三种,其中两册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一种是最初稿本,一种是修订的誊清本,所以一些文献著录四种,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一些误会。《北上日记》,作者名字中本来只出现一个字,“生”,他请教苏州博物馆的李军先生,得知其全名叫做周长生,然后他再用内证、外证加以证明。《涤庵日记》,《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等著录作者是夏震武,就是根据“涤庵”这个号来确定的,卢康华通过日记作者的籍贯与夏涤庵不合,明确否定这一说法,认为《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应当予以订正。《淮海日记》,作者自己所写的年份是壬戌,卢康华考证发现,按照“壬戌”这个年份,其所有日记的阴历和阳历全都对不上号,他据此判断“壬戌”是“癸亥”之误。日记作者发生这种错误,很少见,他说这不是一般性的偶然记忆出错或者是笔误所致,很有可能是日记作者从开篇时年份书写就造成的错误。还有《养性室日记稿本》三册,未著作者姓名,他考证出是张敬礼等等。
  像这些东西,应该说是一种贡献吧。文献整理,不只是对现有文字的识读,还要在作者姓名字号、年月日的时间、事件方面,多下一些考证功夫,才庶几不负“整理”之名义。
  第三辑,有一些东西我个人很有兴趣。像贺培新的集子中,居然有评梅曾亮的一篇;而刘承幹的《嘉业堂藏书日记》当中,也有评梅曾亮的。这两家的评论,在肯定梅曾亮古文的特点、对桐城派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不足。而且,像贺培新,认为梅曾亮的文字缺少才气,刘承幹认为梅曾亮的文字不华丽,这种批评很少见的。桐城派的体系内部,对梅曾亮正面的评价相对比较多,很少去讲他的缺点。
  
  董乃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前几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古典文学丛书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套书里面收的一些别集、诗文集,有的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们用起来很方便。比如这两天我在看孟浩然的集子,这套书里收了佟培基的注本,2013年出了增订本,我看的就是这个本子。我觉得佟注本的校记很详细,等于提供好多种较早的版本,有了它就免得我们再去查,确实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也可以说是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个工作是很繁琐的,很细致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出来,记下来,写成校记,从而给使用者提供方便。
  比较起来,现在这套《近代稀见史料丛刊》,功用有所不同。它的价值首在“稀见”。它提供的这些日记、游记、书信都是以前看不到的,有些还是稿本,有些深藏在图书馆里面。张剑是在文学所图书馆发现了很多未经整理的东西。我在文学所待过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何其芳十分重视图书文献的蒐集。他用的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叫汪蔚林,我进所的时候他是资料室副主任。汪蔚林曾做过图书生意,解放以后吃不大开,但是他对书籍很精通,大概就跟孙殿起这类人差不多。有段时间,何其芳每年都会给他一笔经费,派他到江南一带去搜罗书籍。他也很努力,确实搜罗来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流散在乡间的古书或私人著作未曾刊刻的稿本之类。搜罗来以后,来不及过细整理,就收藏在资料室里,当时也没有人研究。文学所老先生们年纪大了,年轻的人也不大去看,关键是时代气氛和今天不同,不可能埋头钻故纸堆。这些古籍、文献就都堆放在那里,大家也都知道那里可能有好东西,但不敢随便去动。我在当所领导时,曾经分管过一段时间图书馆,很想去看一看、弄一弄,但是不行,这个事情太大。说来可笑也可悲,我只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所里的一些年轻同事为保护这些图书文献出过一些笨力气。1969年,林彪有个一号令,要搞战备,准备打仗,学部各所全部下放。文学所的重要财产是这些书,就被全部装在很结实的战备箱里面,从北京运到河南,运到鸡公山,找一个山洞把它们藏了起来。结果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些书,却一箱一箱把它们扛到洞里去,后来又把它们运回北京。我曾经跟张剑说,这些书我们是扛啦,我们把它扛到河南去了,又把它从河南扛回来了,可是我们没有机会看。现在你们好了,你们可以大大方方舒舒服服地看啦。心里很是羡慕。好在张剑他们没有把它占为己有,而是把它逐步公布出来,经过整理把它们印出来,让大家都可以看,可以利用。这是值得感谢的。张剑他们整理那些稀见史料很辛苦。有的稿本破破烂烂,灰尘很大。当初有一段时间想整理,整理的人吃不消,翻开这些纸张,灰尘呛得人受不了,就停下来了。我觉得“稀见”两个字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我不是见多识广,见得本来就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没看到过。以前也没机会看到,有的虽很感兴趣,也看不到。现在他们印出来了,不单是文学所,恐怕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珍稀书籍文献被湮没的情况,现在逐步公开流传,稀见的东西成了易见的东西。首先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这项工作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一来二去,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跑图书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有这套书放在边上,书本又不大,比过去线装书是略大一些、重一点,但是不像精装书砖头那么重。有时候躺在沙发上,也可以拿一卷随意看,看到哪里算哪里,也没有更多的功利目的。我读这套书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近现代研究专家——这是不可能了——只是兴趣还在,书还是爱读的,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吧。
  收在这套丛刊里的书,都很有意思。写这些东西的人,也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文化传承。昨天我看了其中一本,叫《潘道根日记》。这位作者并不是标准文人,他是个医生,俗话叫郎中,给人家看病拿药的,但是文化修养很高,他编了很多书。他也念《诗经》,系统地念,还做笔记,提出他的一些见解。他也著作,写诗话,也写一般的文学批评。而且他的批评很大胆,因为他没有顾忌。我们现在批评古人,顾忌颇多,比如说袁枚,一想他是性灵派的大师,影响很大,就觉得随园老人不可以随便批评。但潘道根不管,他认为随园并不怎么样,写的都是一些男女之事,很不地道。这样看来,这个潘道根的观点是正统的,其实他是接受了正统的文艺思想,诗教呀,诗要有益教化、温柔敦厚等等。他是拿着这个标准来看袁枚,他虽然并不是专业的诗文批评家,但是他的意见却一定程度上代表被正统文艺思想影响的普通人。这对我们研究文学批评史倒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这套书提供了很多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是读史的很好参照。有些书里批评张之洞,批评左宗棠,说他们好大喜功,明明打了败仗,回来报告打胜仗,明明在外处境困难得不得了,但就是不说,不给政府报告,自己在那硬撑着,然后回来邀功请赏。《翁同爵家书》里写到这些,他是给他的儿子讲的,似乎对张、左别有看法。翁同爵是个人物,官做得蛮大。还有一些官做得比他小的,接触到更基层的一些事情,怎样防城,怎样修河,怎样催赋收税,怎样跟上级和同僚应酬,跟底下人打交道,很是麻烦、困难重重。做个县官也很不容易,上面有压力,下面又有很多事情推行不下去。这些日记家书记录了一些官场内幕。这可以使我们对近现代的一些社会生活,包括官场的生活,稍微有一点具体的了解。有些珍稀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近代史,甚至可以通过相互比照来发现或纠正史书中的某些错误和疏漏。这些史料讲的都是具体事实,读起来很有趣味,而如果要研究的话也有价值。第一辑出的时候,张剑送了我一套,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在谢他的同时,就说你以后出的都要送给我,我都要看看。我当然不能一本本仔细地看,我是挑着看的,比如《张佩纶日记》我是要看的,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祖父、李鸿章的女婿,值得一看。
  以张剑为首,再加上徐雁平、彭国忠,本来还有张晖——张晖这个年轻人很厉害,短短三十多年,搞了很多东西,如果天假以年,他还可以搞出不少成果,真是可惜了——现在张剑他们发扬他的精神,立志长期搞下去。我觉得他们这辈人很有出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些年似乎不如古典文献整理来得有成就,而他们正是着重搞文献的。经过长时段以后再去看,很多研究著作确实会慢慢淘汰掉,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东西,很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没有读者就是淘汰了。但是文献性的东西,多少年后还会有人看。
  张剑在我们那里念研究生时,也是搞研究的,不搞整理。整理其实也是研究,研究其实也离不开整理。但现在在语感上二者好像有一些不同。整理主要是为把文献整理好,然后为别人服务。实际上,整理本身就必须研究,只不过不是写长篇的文章或大书。以前我们的老师认为这种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看来也是如此。从这三套稀见史料书里,已经培养出很多整理人才。这里面有一些老手,但也有很多是新手,水平参差不齐。我粗粗地看,里面错字不少,包括前言里面也有错字,原文中也存在一些不通的话,有的地方大概整理者也没办法,一时弄不清楚,只能就这么先印出来了。另外,这套丛书每种一般有个很好的前言,介绍原书作者生平和书的大致情况,说明整理凡例,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个别《前言》写得太长,几十页还没完,似乎还是适当控制一下为好。研究心得可以另外写成文章。至于有的整理者,整理之外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张剑为莫友芝日记搞了个人名索引,这个对读者有好处。因为近代人的名号变化很多,有的搞不太清楚,有的会张冠李戴,有索引帮助查一查,读起来就会方便一点。但这个还不是每种书都有,有的可能来不及做,有的想以后再做,如果能够统一都有,就更好了。
  我刚看到第四辑预告的目录,里面有好几种很令人感兴趣。比如《辜鸿铭先生书信作品集》肯定会卖得很好,我现在就很渴望看一下。辜老头子太有意思了,台湾也出了他的很多东西。去年冬天我在海南大学住了一段时间,就住在图书馆边上,一个老师给了我一个借书卡,我就天天到图书馆去看,一翻就翻到了关于辜鸿铭的很多的书,一大摞,都是他自己写的东西,包括他所写外语作品的译本,非常有意思。他的书信集肯定也是很有趣的。另外,像徐乃昌他们的这些日记肯定也是很受欢迎的。我作为一个读者,非常渴望你们的书能够继续出下去,五辑,十辑,十辑以后休息一下也可以,停一停,再出他十辑,慢慢地就这样出下去,一直出到你们也老了,把接力棒传下去。
  上次古籍出版社开会时,有人说得好,他说,我们读着这套古典文学丛书成长,又编着这套丛书老去,一生都跟这套书分不开。说得真好。今天面对这套稀见史料丛书,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感激,感激这些比我年轻的学者朋友。说实话,我们是失学的一代,有十年应该很好念书的时候一天到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去了。十年时光,怎么能补得回来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同志,遇到这么好的时代,至少我们从鸡公山扛回来的书你可以打开看啊。书一定要有人看,封存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希望你们有机会钻到图书馆里去,把那些灰尘积满的书翻出来,翻出有用东西来,让我们也看看。
  
  刘永翔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感谢凤凰出版社惠赠《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能够读未见书,真是人生一乐。这个书到现在已经出了三辑了,有些原来是稿本、抄本,字迹难以辨认,有些原来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要看也不容易,如今校点而出,收集而成,费了很多心力,使这些原来深藏在图书馆中的稀见史料化身千百,从稀见变为常见,而可供研究者常用,对此我们对凤凰出版社和这套丛书的整理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看了几本书,觉得很好。我看了《贺培新集》,里面前言和书后的研究资料里面不避讳,可说是董狐之笔了。因为贺培新是蒙冤自杀的,还有俞大猷日记的前言说是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打死的,这些都是直笔,我觉得应该这样写。就像我家乡出的那个地方志,仍有限制,我看到那个人物志里面有好多人上面都是1950年死的,但是对他们都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了解都是1950年时候枪毙的,是蒙冤的,但是地方志上不写,不如贺培新的集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编东西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家乡的地方志跟这套丛书比起来有上下之别,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还有我觉得这些史料或者是说文献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本书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比方我以前写那个李鸿章的女儿她写张佩纶的诗,所谓“鸡笼南望泪潸潸”,以前很多人就认为是她写的,钱仲联先生编的《清诗纪事》里面就说是李鸿章女儿写的,后来我看到了孟朴的集,因为他的诗集里就有这首诗,就知道原来不是,是孟朴伪造的,所以文献很重要,所以讲这个问题。那么钱仲联先生的《清诗纪事》我觉得这一条可以删去了。刚才董老师也讲了,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知道图书馆有这本书也不会去查,现在印出来以后放在旁边很方便,随便看一看就往往见宝了。
  我也有一些看法,我觉得书名比较不统一。有些书名是用一个人的名字,什么人的集,有些就按照他原来的集子的名字,为什么不统一一下?要么完全按照原来的名称,要么就全都改成这个人的名字。还有这个“稀见”呢,有个定义,比方说有些书对我来说不见得是稀见,因为如果在图书馆里面未印出来可以叫稀见,有些已经影印了,比方张佩纶的日记叫《涧于日记》,还有汪荣宝的日记,都影印出来了,还叫稀见似乎有点不适合。这个可以斟酌一下,是不是还可以找一下更加稀见的东西。还有,整理是非常花功夫的,因为有些是根据手稿整理的,字迹不容易辨认,因为就像我们古籍所的人,要整理刻本是比较容易的,要整理手稿本还要进行训练,否则那些行草书不认识,或者认错了,所以这些日记从手稿本整理出来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些是报章杂志收集来的,报章杂志以前印得比较马虎,所以上面也有很多错字,所以这些还要再辨认一下。刚才董老师也讲过,上面有些错字,我也发现这些,这个没关系,以后再版的时候改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喜欢看繁体字,这上面都是简体,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因为这些书也是专业人士看的,专业人士如果繁体字都不认识,也不要研究了,是吧?如果说是普及,这些内容一般的读者也不会看,主要是研究者看,我喜欢看繁体字的。
  
  陈尚君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近几年来,我自己做唐代文学有一点进步的话,是因为找到一个参照系,就是近现代的史料构成。上课的时候,我曾讲到过:如果把安史之乱和近代的史料,比方说护国战争史料进行对比的话,唐代的史料是片段的,近代的史料是立体的、多元的,是从每个不同的角度加以叙说的,所以近代的史料能够真实地还原一件事情的具体过程,和每个人不同视角观察的事实真相。做唐代,我所看到的其实只是某一种立场的叙述,安史之乱,安禄山什么话都没有说,不让他说话,按照道理来讲,他肯定有许多的话要说,但都失传了,做唐代文学,我自己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说,绝不做过分的猜测,绝不去做偏激的认定,这是受近现代史料的启发。这一套书,我昨天晚上准备来开会的时候,把前两辑也很认真的翻了一遍,也准备了一个提纲,好像都有点太破碎,或者是有一定的距离。对于近现代的史料,大陆的整理远远不如台湾。我昨天很偶然买到一本书《郭廷以口述自传》,郭是台湾近代史所的创所元老,他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我很早就看过,《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近年看过,做出来这种详备,值得我们尊重。台湾这方面着手很早,很早就开始做口述自传,口述文献。这类书很多,晓明开头已经讲到过了,我们大陆已经晚了,但是几位比我年轻的学者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凤凰出版社竭力支持这样的著作的出版,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付出了太过分的代价,这种代价,在这套书之中,或者我们从其他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型到现在,受西方影响、受革命化影响、各种不同立场的革命的影响,实在付出了太多,中国社会的转型真的是一点惨不忍睹。在这些最原始的资料之中,可以看到各种人本的不同立场的生命叙说,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慨。刚刚董老师讲到潘道根的日记,这个日记里前言确实太长,而且写得太动感情,但是讲讲、讲讲,又觉得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我不太喜欢“封建”这个提法,我觉得更多的可以理解的话,他是一个以道贤自任的下层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典型。他在民间行医,他关心民生,他认真读书,他很好地理家,对自己和家人进行道德约束,对学问孜孜以求。尽管可能他对西学的东西一点感受也没有,但从这个文献,我看到的是中国传统下层的一个士人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日常生活,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感动,这里面的研究,是可以从这些立场上展开。
  这套书之中,最早是从乾隆时候的史料就有了,像吴兔床的日记,吴骞的日记,最后一个去世的作者是张敬礼,1995年去世,是南通张家的人物时间的跨度很长。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大时代之中小人物的命运,也可以看到大事件的一种民间的叙述,一种特定立场的叙述。比方说第二辑里面的赵元成的日记,讲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在太原,看到太原民变的过程,城中每天洗劫的发生,其实都非常之珍贵。比方说《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它讲到太平天国时候江南士绅的感受,是很难得的记载。这方面材料近年来发掘的已经非常之多了,因为一段时间歌颂太平天国很多,一段时候呢可能又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从当时对于江南的破坏的情景,像《枫桥倚棹录》之类所叙说的苏州城是往西边去的方向,以前繁华的状态,到后来太平天国以后的破坏的情景,在这个日记之中所经过的个人的经历,这些都非常之珍贵。
  我特别感慨的是张敬礼的《养性室日记》。我因为生活在南通,在这个日记里,可以看到,尽管他这个里面的叙述之中缺了一笔就在于,他所叙述的1928年的张謇逝世后家族矛盾的激化,因为张詧被通缉,然后他的家族逃亡,那么在这里面,他漏了一笔就在于这个是张謇去世以后的家族矛盾的激化。所以对于南通的掌故、对于这个家族问题的研究,记得三联还是哪家出版社出过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邵勤写的书,叫《南通近代化》,或《南通现代化》,讲到这样一个家族企业在地方的兴盛,以及后来的衰落,始终没有走出家族企业的局限,这个日记弥补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史料。
  我觉得特别伤感的是《贺培新集》。贺培新的命运真的是很不幸,这个文集后面附了大量的第一手直接的资料,光资料部分大概就有二三十万字,留下了非常难得的珍贵记录。其实他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对于共产党的入城也没有排斥,北京解放之初,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但是好像就因为曾经给了他一个他自己也没有接受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的任命状,无法解释清楚而自杀,留下的遗书还是对党充满感情,让人感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所附的俞大酉集子,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就在于篇幅不大,而且在书名上没有能够体现出来,有一点遗憾,以后人家要查找,书目上会有一点欠缺。这两个集子放在一起,我本来想是不是夫妻关系,后来看看是师生关系。仔细看了以后,俞大酉的诗提到了一点点影子,但是整个过程的回忆没有,我真希望看到这样的叙述,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蒙难者。另外,我觉得在这里面花气力整理的是常熟翁家的史料,翁同龢的传我大致看了一下,前次很偶然的买了一本《翁同书与弟书》,影印的,和这个里面所收的两种不一样,但用翁同龢的日记和书信对比,这个做法上比较一致,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日记的摘录体例是一样的。我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家族史料的研究,如果能够完整地保存一个家族的文献,系统地还原近代一个家族的历史命运,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看来翁家存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我希望这套书能够连续地出版下去,树立一个特别的学术品牌。
  现在古代文学三位比我年轻的学者,能够跨出古代文学狭窄的范围来看近代,这样的一种广阔的文献和这样一种广阔的天地,放开视野,许多材料都值得整理,可以展现不同的面貌。稀见与不稀见,我倒觉得关系不大,即使曾经影印过——现在影印的许多书,不太容易读,排出来以后,大家读得至少清楚一点、方便一点。近代以来的东西太多,遴选方面也可以做比较多的考虑。有些文集,以往是有刻本的,我觉得可以稍微暂缓一点,因为近现代以来东西实在是太多,你看《贩书偶记》里面记录四库以后、乾隆以后出的书的数量,非常巨大。另外,近代有一些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其实具有独特的文学、文献价值的。比方近代以来,有大量的诗社活动的集子,一些大的名人去世以后的哀挽集,它的史学、文学价值,不一定登峰造极,但是展现出清末到民国初年的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大名家去世以后,上千种的挽联出现,评价他,怀念他,达到时代的极限程度。我特别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特别是从近代社会转型的立场来看这一工作的意义。
  
  吴格(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了三辑,子目已经浏览。我要感谢凤凰出版社的锲而不舍,你们坚持出版了一些史料价值较高、整理程度较难、市场却不一定较大的图书。也要祝贺三位主编,你们都是非常有心的文献同道。
  刚才主编介绍中谈到,《史料丛刊》将关注于近现代文献。“远略近详”是史料传存的特点,这也符合目前各学科研究重心大致下移的趋向。其次,我认为史料整理不一定局限于正经、正史,比如我们对日记、书札等类文献应多加关注。
  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前些年我参加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图书馆界我们奉为导师的顾廷龙先生,晚年多次谈到(有一次是和胡道静先生在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讲),几套大型丛书(《四库》、《续四库》、《禁毁》、《存目》)编印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现存古籍中刻本以外的稿本、抄本部分做调查统计,然后有计划地整理出版“稿抄本丛书”。我个人近年关注的也是这方面工作。我的范围比较小,先从书目、题跋类文献出发,这和自己图书馆员的身份有关。我关注许多未刊的古籍书目及题跋,和《史料丛刊》收书的时段相仿。前代私家书目及题跋所著录的古籍,现在都已归为公藏,而书亡目存、书存目亡的情况,所在都有。不少古书流传的原委、递藏的路径,可以通过书目文献的整理发掘,得到清晰的展现。
  说到对日记及书札,“三辑”中的《蟫庐日记(外五种)》即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稿本整理。类似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也是“三辑”中的亮点,是一位博士生从刘承幹《求恕斋日记》中钞出。我关注《求恕斋日记》多年,认为其堪称近代史料之渊薮。这部日记的时间跨度,从清末一直延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纪事详备,很少间断,急需有人下苦功为之整理。整理的基础,是先要影印公开。此书影印颇费周折,上世纪末即筹划计议,终于有幸得以实现(上周出差北京,出版社同仁告诉我此书印成的准确消息)。回想起来,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有多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与《求恕斋日记》史料利用有关。此前利用此《日记》的方法,就是锲而不舍地每天坐图书馆,逐页浏览,分类摘抄。因为《日记》体量很大,时间有限,同学只能依论文方向,有选择地摘抄数据。目前发掘的刘氏藏书及刻书内容,只是《日记》的部分史料。《日记》详记每日宾客往来、书信收发、家族事务、经济活动及购书刻书等,刘氏除自记以外,还聘有秘书,通过口授、笔记方式完成日记。所记事务,从清末经民国直到建国后,见证的不仅为刘氏个人生活史,也反映了南浔刘氏及相关家族的历史,又可折射近代政治历史等丰富画面,其资料确实非常重要。
  “三辑”中关于吴大澂的书信,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的《顾廷龙全集》有关。顾老早年撰有《吴愙斋先生年谱》,我受家属委托,现正校订《年谱》,所以我对《吴大澂书信四种》怀有兴趣。书信数据可丰富年谱记载,不知其中有无新内容,为顾老当年搜集吴愙斋史料时所遗漏。
  “三辑”中收入赵尊岳著作,也触发我的兴趣。赵尊岳辑刻之《明词汇刊》,当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事由我介绍。此书影印底本,现仍藏于复旦图书馆。《明词汇刊》流传,与已故龙榆生先生有关系。龙先生在“文革”中(1966年)去世,此前所撰《遗嘱》,提及赵氏两部稿本,一部是赵撰《词总集考》,龙先生遗嘱指明该书已转赠杭州大学的夏承焘先生;另外一部即《明词汇刊》红印本校样。赵氏喜好词学,热心辑刻明词,抗战前已辑刊明人词集两百多种,交南京“姜文卿”书坊刊刻。当时续刻续校,题名《惜阴堂汇刻明词》。书版毁于1937年南京沦陷之战火,赵氏随身保存的红印样本,即为《明词汇刻》存世的唯一传本。赵氏于汪伪时期曾出任南京政府宣传部长,抗战后去国,临行将《词总集考》、《明词汇刊》两稿托付龙榆生,请龙先生代为处分,赠予有缘。龙先生不负委托,先于1965年将《词总集考》赠予杭州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室夏承焘先生(此稿“文革”中不知去向);《明词汇刊》则计划赠送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文革”初期,龙氏遭遇抄家,《明词汇刊》被音乐学院抄没,辗转归于复旦图书馆。“文革”结束,龙先生后人厦材先生,通过市“文清小组”向复旦索还此书。复旦归还此书时,与厦材先生有一君子协定,希望此书能先付影印,以广流传。其时李伟国兄任古籍出版社社长,很快落实此事。《明词汇刊》印成后,尚有两朵花絮可述:一是某年施蛰存先生来信,谓赵尊岳之女公子从澳大利亚来华,寻访其父亲遗著,故以相关情形见询。我随即禀告施老,赵氏《明词汇刊》已由上海古籍社印出;二是龙厦材先生十余年前出国,临行前约我相见,承告《明词汇刊》从复旦退回后,迄未离家,自己年事已高,决定将此书重赠复旦图书馆收藏。我将此书抱归,发现书架上仍保留着原先书卡,即将此书放还原先位置,书卡插回。因见“三辑”中收有《赵尊岳集》,故忆及以上往事。
  我对《史料丛刊》选目感到很亲切,因为与主编的关注点有很多重合,我们的愿望与努力几乎相同。在座各位都深知,文献整理是“有过无功”的工作,文字传录准确无误、书名人名未曾搞错,读者不会因此而夸奖你。反之,原始文献经你传录,如文字辨识有误、断句标点有误,读者对你的批评会很严厉。文献整理,辛辛苦苦,资料挖掘,上天入地,尤其是未刊稿抄本,谋取底本,辨识过录,事非经过,不知其难,其间辛劳,一言难尽。为此需要有理想,有坚守,更需要同志者之支持。客观地说,稿抄本形式的原始文献,首次整理披露,或由影印件转为排印本,其间包括将繁体变为简体字等步骤,各环节均会产生讹误,事情需要慎之又慎。我对出版社有个建议,图书一经出版,应即开始收集批评信息,再次重印时,务必有所修订。
  对于文献整理,我还有一个注意“跟进”的想法。如上面讲到的赵尊岳著作,吴大澂书信,嘉业堂藏书日记、《蟫庐日记》等,一是相互间存在联系,二是与已经刊布者存在关系,需要有心人增补校订,为之整合。《蟫庐日记》作者王祖询,是王欣夫先生的父亲,欣夫先生的遗稿,大都保留在复旦。与我有关系的几位研究生,都有心继续整理王祖询及荫嘉、欣夫父子昆弟的遗著。地不爱宝,遗书日出,文献学者生于当今,数据采集之便捷与丰富远逾前人,利用已有成果,把握新出线索,文献研究及整理,有许多题目可以扩展,催生出新成果。《丛刊》二辑中曾刊布张佩纶资料,我知道张氏后人对上海图书馆又有新捐赠,出版社如能及时跟进,完成新资料的影印,文献学者随之跟进整理,岂非学界之福音。《丛刊》主编对日记十分重视,在此提供一信息:上海图书馆收藏日记稿本丰富,为国图以外又一大渊薮。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现与国图出版社合作,拟大规模影印上图藏稿抄本日记,分辑编印,陆续出版。目前即将付印的首辑,收入日记数十种。此项目我也一直关注,日记前所附解题,由我组织研究生撰写。二辑、三辑连续出版,可为《丛刊》主编提供大量新素材,整理工作,即可跟进。此类工作不求大红大紫,未刊文献整理面世,也不期望读者众多,如能坚持,形成系列,积累日久,自生影响。(完)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除了中华和上古,凤凰出版社是地方古籍出版社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不管是从出书的规模还是国家古籍出版资助的评审,凤凰出版社都是在中华和上古之后,最耀眼的最引起关注的一个出版社。这套书从第一辑开始在书店里就很吸引我。拿到书之后就做功课,看到半夜,不光是因为要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而是这个书太好看了!所以看得很高兴。我想这套书最重要的还是找到了三位好的主编。张剑先生做文学,但是他对莫友芝编过那样一个年谱后,对清代、近代的东西很熟悉,又占据了社科院这样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彭国忠老师除了了解宋代文学之外,参编过《近代文学大辞典》。三位中我最熟的是雁平兄,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读书种子,其涉猎之广少有。这样的三位编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规模:过去的都值得拥有,后面的都值得期待。
  我做了点功课之后简单补充几点,一是在整理工作上,这很难统一,有的可能可以做点加法,有的可以做点减法,比如董老师刚才提到张剑的《莫友芝日记》是加索引的,这套的《蟫庐日记》也是加索引的,但是《嘉业堂藏书日记抄》是没有索引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部头也不小,里面很多涉及的人物如董康、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周子美等都是我们有兴趣的,如果有人名索引就可以方便得多。减法的话,我看《吴大瀓书信四种》中加了注,这些注很花工夫,把人的年号这些都注出来了。像刘永翔老师说的,这部书的读者肯定不会是初学者。初学者不会去看。但有些注注得过分了,我读的时候抄了几个,第5页,“幕友:即清代官府官员幕府中罗致的师爷。”第9页,“时艺:即八股文。”第47页,“许书:即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第59页,“(付邮筒,径递贵县,当可速达。)邮筒,装信之竹筒。后亦泛指邮寄。”第165页,“岳武穆:即岳飞,‘武穆’是其谥号。”当然有的可以统一。谥号这些注就注了,因为也不知道哪些是读者不知道的,但刚才举的例子编辑的时候倒是需要做点减法。
  刚才吴格老师提到资源的问题,其来源就很多了,它其实搜不胜搜。凤凰出版社已经是老大了,已经有很多资源。比如80年代初的时候,《学林漫录》(中华书局)刚出的时候,邓云乡发表过一篇《曲园日记残稿》的介绍,说曲园日记里面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史料。我们马上要出《俞曲园全集》,我也不知道《曲园日记残稿》在不在里面,如果《曲园日记残稿》整理好了,可以事先收在里面。
  印字方面,《吴大瀓书信四种》里面有很多的金文和古文字,那个扫描得质量太差了。现在尤其是印了《古文字诂林》之后,上海我所知道的杰申印字公司,它的古文字全部可以电脑调出来。中华书局古文字研究员原来是手抄的,后来也找它。后来复旦印裘先生的学术文集,我推荐到杰申,它的文字是当时编《古文字诂林》的时候经过反复认证的,一个是全,一个是经过李学勤、裘先生认定的,这个古文字就已经标准了。相对来说可以推荐。
  刚才刘老师提到的书名统一的问题,这个做起来比较困难。比如第四辑中有一个辜鸿铭先生的书信,我不知道这是谁编的,如果是他里面的学生辈亲属辈编的,有一个“先生”大概也无所谓;如果是现代人编的话,其他人没有“先生”两字,就辜鸿铭加“先生”,是不是有点奇怪,是不是应该统一?这些问题主编们和社长把关的时候可再考虑下。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刚才几位先生都从学术上谈的多,我从出版同行的角度来说,首先对出了这套书表示祝贺。这套书我很早看的时候也是因为第一辑里面的莫友芝部分(古籍社接受了一个莫友芝全集的编撰),它最早是张剑兄出过的一本书,这里肯定也是张剑兄在考证各方面做了些工作。我觉得这套书在文史资料的拾遗补缺方面做得很好。第一辑那时候我还觉得这套书很一般,现在三辑下来却面貌非凡,从册数来说已经过了四十,从种数来说有七八十种,因为有的书里面有“外几种”。之后还有第四辑第五辑,这样下来有百种之多。小青社长在做大书的时候也是泰山不斥土壤。光有中华也不行,光有上古也不行,现在有二三十家出版社,但是中国真正始终在坚持做古籍的也就只有三四家而已。很多出版社也在做其他东西。我对小青社长非常敬佩。
  第二,做这个书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虽然是对学界来说;但我们是专业出版社。所以我曾说古籍出版社不做古籍做什么呢,中华书局因为是中华,以古籍为主什么都可以做。90年代的时候古籍很困难,当时我们社前两任领导都是施蛰存的学生,施先生说,我对你们出个主意:你们什么时候把“古籍”两个字去掉,你们就能赚钱了。当时江苏古籍出版社改成凤凰出版社,一个老前辈说,我们编着古典文学,看着这个长大,编着这个老去。也就凤凰出版社有鸟,其他哪里还有鸟呢?社名也是没法改了。我们古籍出版社就是要做古籍。我们也就这个能力做古籍。我们是编辑,做古籍还要靠作者。我觉得小青社长约的作者特别好。借助于南大、社科院等。三位主编如彭国忠、张剑等,都是现在很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国忠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也很早,最早他在跟邓乔彬读博的时候作宋代文学,前两年还做了一个《归有光全集》,国忠兄的学问特别扎实;整理者中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学者,比如说吴格老师的学生陈谊,一天到晚去图书馆抄资料。有这样一批中青年学者甘于做文献的事业,投身到这样一份事业非常好。去年在一次南京开会的时候,许结说,他们做文献的人特别默默无名。莫砺锋也开玩笑说,你们别看现在搞研究的人很光鲜,但是速朽;你们(做文献的人)现在很寂寞,将来你们都是不朽。做文献还是为学术计。
  我看这套丛书主要是以日记为主。已经出的丛书三十几种,日记占了18种。可能我做出版,我对其中的文集、诗话看得更多。之前的赵尊岳大家也谈了很多,我和赵尊岳的女儿有过联系,赵尊岳建国后唯一公开在内地出版的《和小山词》是我经手出的。小青社长现在这个年代出这个书也还是比较大胆的,我回想90年代的时候我顶着压力还把《海藏楼诗集》出了,因为《和小山词》中没有什么政治因素。听说赵尊岳逃到马来西亚后很寂寞,文集没出,好像有的学者改头换面也用他(赵尊岳)的成果出版了。前些年周佛海、汪精卫的影印书都还被剪掉了,可能赵尊岳没有周佛海、汪精卫这么引人注目吧。说到龙榆生先生呢,前些年龙夏才(龙榆生的儿子)来找我出龙榆生的诗词集。词还好,诗里面要避讳的东西很多。以前我出的龙榆生先生的书,当时也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全貌,他们当时要我改,我是宁可删,不改的。你说他是朋友也好家累也好,龙榆生说过自己就是贪生怕死,毕竟那个年代不想活下去的人还是少。龙先生因为和汪(精卫)的特殊关系,以及当时的生活环境,他写的一些的东西,大家还是自己能去领会的。
  现在这个《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阶段要做到五辑,从1840年到1949年的跨度,这是无限开放的一套丛书,非常有利于读书界的,这套书的好处是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我赞同刘老师的话搜索还是以“稀见”为主,影印件的整理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能看到过的影印件对照时发现反而整理错了,这个不好。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收到这一整套书,很兴奋,对这套书的编辑和出版表示敬佩和感谢。因为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书可以读。我跟张剑先生的交流比较多,所以从他策划第一辑开始,就一直能够了解这套丛书的整体设想,就是以日记、书信、包括部分别集(与个人生活关系密切的方面)为主。所谓“稀见”就是关注比较少的,个人生活史这方面的东西。
  因此,这套书不仅提供史料,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个人生活方面的东西。这样一个主题,对于其意义,我个人也是很有感受的,想在这里谈谈。当我们考察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比较早期的人物可能根据一篇史传、一篇碑志,根据这些就大体建构出一个人的生平。大约到了唐宋后,慢慢出现许多笔记记载的轶事。这样,你会发现根据史传和碑志建构起来的人物生平,和根据轶事所建构起来的生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我是做宋代研究的,宋代是一个明显的转折,比如说晏殊(因其文集不存在,所以其碑志还是挺重要的),他的神道碑是欧阳修写的,欧阳修是他的门生,又是文章大家,按道理看晏殊碑志应该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但是你仔细读这篇碑志会发现它有一个立意,就是抓住晏殊跟宋仁宗之间的关系来写,以欧阳修的眼睛看晏殊的时候,虽然写的是晏殊,但他的眼光的焦点却在宋仁宗身上。这样的写法,使这块神道碑所呈现的晏殊生平中,晏殊和宋仁宗没有关系的那些东西都舍掉了。如果把轶事考虑进去,比如南宋朱熹编《八朝名臣言行录》写晏殊部分的时候,他从欧阳修的神道碑中选取了几条,自己又补了几条。补上的几条条目跟欧阳修写的就不太一样。在补上的条目中,宋仁宗和晏殊之间就有矛盾了。有的条目还说,有小偷到晏殊家里偷东西,被他抓到后活活打死。这里,晏殊温文尔雅的形象也不见了。若再进一步看,近人丁传靖编的以及现在周勋初先生编的《宋人轶事汇编》,其中也有晏殊的部分,那差别就更大了,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晏殊的形象和欧阳修写的也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上朝的时候,跟班到得晚了,晏殊抄起一个家伙就打过去,把人家牙齿打掉了两个。这些例子证明,通过史传碑志建构的人物形象,和通过轶事建构的形象是不同的:你可以说是补充、丰富,也可以说是差异、矛盾。如果这个人物有文集存在,你把他的别集全都读一遍的话,那个形象肯定和史传中的也不一样。当然,日记、书信就和个人生活更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当我们考察一个人物的时候,如果他的时代离我们较近,那就要尽量去寻找贴近个人生活的资料。做近代史的话,应该还有一个东西,即档案。做近代史的有个说法,不看档案不叫做近代史。虽然档案做起来麻烦,但这也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
  另外,第三辑中的两种别集很有意思,它保留了传统别集的形态,和现代编辑作品集的形态完全不一样。现代的文学作品选,有时候让我觉得奇怪,我读过有的作品选,读完了以后没感觉到中国民族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打过一场抗日战争。当然文学和历史可以有些距离,但距离拉得这么大,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对照之下,传统的别集编纂方式有其优点,它一般先分体,在体下面尽量编年。传统的文献虽分经史子集,但各种体类多少都有一点史学的精神在里面的,诗中可见史,文章里面也可以见史。不会出现读完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不出这个民族打过一场抗日战争。传统的别集形态是现代作品出版形态中少见的。比如说贺培新,我原来不知道他有一个集子,有这样一种传统形态的别集。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包括其中有篇哈同墓志,如果要了解哈同,这个墓志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你肯定得去看别的具体的材料和档案了。但是他有墓志,因为他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仪式,为此要请一个桐城派的大家来给他写一篇墓志。传统的那种诗文形态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它有很奇妙的方式,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样一套有想法的,有一个主题,即呈现个人生活资料的丛书,我觉得有很高的价值。刚才有些老师也提到可能有一些整理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经验有些缺乏,有错字,这个也难免,以后可以再慢慢改进。
  
  查屏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部丛书终于出到第三辑了,姜社长很有眼光,很有气派。刚开始我就联想到台湾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它只是影印,但是坚持弄了十几年,做了一千七百多种,形成了规模,则成为近代史学科不可缺少的史料。由已推出的三辑看,这套丛书也应有这么大的气魄,而且这部丛书是点校,更方便读者使用。我从读者的角度觉得读了这个书,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很有帮助的。举一个实例,前些年我在韩国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甲午战争期间清朝大臣给朝鲜人的书信,当时军情紧急,吴大瀓给朝鲜官员的书信中却都是问军情无关的金石之事。后来吴大瀓带着淮军连受三场大败。这让我当有个这个印象,吴大瀓就是一个书呆子,领兵打仗不在行。今天我看到整理好的《吴大瀓书信四种》有不一样的感觉,感觉这个人未必只是个书呆子,他对西方先进武器很重视,但对其运用和方法似乎是不太懂(就讲平时要多练,遇到敌人要在五六百米外开枪等)。它反映了近代社会里的一些高层官员(当时掌握国家命运的那些人),他们对现代武器、现代理念确实是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日本人。美国人做了个discover,讲远东战争的时候,日本人用的大量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后遗留的武器,中国人当时用的是欧洲来的老武器,整整是落后了一代的武器。吴氏在当时算是重视洋枪洋炮者,但从《吴大瀓书信四种》中我看出一些问题,他们的军事观念落后,并没有形成与现代火器相应的战争理念。
  第四辑中,有一些属日常杂记,整理者中在序言中说有一些日记写得很琐细,其实,这些内容颇有《浮生六记》的特点,那些琐细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这些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人心世态都很有价值。
  
  张廷银(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文献》常务副主编):
  和三位主编比较熟悉,学术想法也比较接近,这套书的意义和成就就不多赘述。我谈两个建议,一个是前面的老师们谈的比较多的“稀见”的问题,我个人理解是这可能不是一般的看不到的意义,而是“稀闻”、“稀用”。一是“稀闻”。可能是过去大家不太关注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潘道根日记》,一个作为中医的行医者居然能够在里面大谈对国家社会的看法,对文学的评论,而其文学评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觉得这样的资料是稀见的表现。我觉得是“稀闻”。在这个角度上,这样的丛书在提供资料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打破过去资料获取利用的比较单一的方法渠道,给我们更多渠道,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中下层。也让我们关注一些没想到的渠道。这可能对我们研究方法上有启发和拓展。
  至于“稀用”,可能我们对这些东西不太关注,使用的时候并不多。甚至包括一些影印出版且出版好多年的资料,其使用的也不多。影印的原始的文字有不太好认的情况,所以用的也不多。这次编写过程中再次整理难以认识的文字,很有意义。这对史料的使用也是进一步的推广和推动。但是也对具体的整理者提出要求,既然不是一般意义的“稀见”,就应该是现在所选的材料如何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或者说能体现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整理者至少有两个方面要坚持,一是要做一个“导读者”,你所整理的材料的价值通过前言或者其他途径给使用者(或学者)一个基本说明和介绍,所以《前言》是一个学术性的导读,应当达到这个水平。第二,恐怕还应该做一些工作使资料本身价值增值、扩大,也就是说整理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标点识读,还应该有研究过程,之前出的有些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比如第一辑的张燕婴博士整理的《俞樾函札辑证》,其中书信体是有往有来的,这里做的工作不仅是从俞樾的角度,还从收信人的角度做了一些工作,增加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这样从各种角度来辅证,我们得到的也就是一个增值的资料。这样不仅体现了一个研究的成分,事实上我们拿到这个书远远超过原书本身的内容范围,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觉得拿到这个书的确有用,且有自己出版社的特色(和其他内容相近的书不一样)。
  第二个建议是无论是书信也好,日记也好,诗文集也好,尽可能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尽可能全面的揭示对象(有些是特殊情况,比如说像刘承幹日记,确实内容大,也难以全面的在短时间内整理出来。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一步步做),这样会更好些。这样可以不同程度的满足不同读者的一个比较全面的需求。
  
  王忠良(翁同龢纪念馆馆长)
  我发现在座的先生中可能我是唯一一位不做学术的人,我是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很感谢主编引荐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前两次我也都参加了,也可以增长对翁氏(常熟)研究的推进。我谈谈我的感想,稀见史料三辑出来之后,它把稀见史料变成我们可见的历史细节,给历史研究很大的帮助,这样一辑一辑发布下去滚雪球一样的做大,这有很好的前景。
  现在稀见史料发布会模式是“出版社+学者”,下一辑发布的时候,如果有更多以馆长身份(做具体工作)的人出现在会场的话,下一次就是“出版社+学者+馆藏单位”的力量联合,对于稀见史料的选题,对题材的挖掘可能会更广泛、更方便。
  另外,我很感谢稀见史料给我们翁氏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挖掘的进度,张剑倡导的稀见史料,无形当中给翁氏研究以实践和推动,使我们从以前的一个翁同龢个人研究变成翁氏家族的研究。张剑把翁氏日记和诗文集整理出来,给翁氏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会。近几年翁同龢研究的推进,也是稀见史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或者说转型的契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翁氏家书也一部部排印出来,对翁氏研究真的是非常好的帮助。
  另外,稀见史料中,对翁氏研究是否可以专门做一个题材?翁氏题材读者群是比较多的,有两部书可以大家来做:一个是2014年远东出版社影印的翁同龢《瓶庐丛稿》,在民国时曾经影印十册,只是一部分,原件已经不知去向,后来发现国家图书馆还有一部分,现在合并在一起影印出版了。这两部分记载的都是翁同龢办公的手记,其中有一部分是他摘抄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是教同治皇帝的教材中摘录了一些开国方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体现了他的治国观点或者是他取舍的一种东西;还有一部书也是2014年远东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翁同龢文献丛编》。这部书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台湾已经影印过,现在大陆也把它出版出来了,一共六辑八册,记述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包括国子监考试的一些记录。这个是不是可以列入稀见史料的整理开发中?我们作为管理员,希望地方政府努力把这个项目列进去。
  
  杨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刚才很多老师们把我想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我就再补充一点。这个书拿到之后,我一个印象是它主要以书信、日记为主。一般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孤本的文献,但实际上它在某些文献上还存在一些史料的甄别,包括史源的追溯的问题。拿到后,我首先看到的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民权素诗话》(蒋箸超),因为十多年前我参加过《民国诗话丛编》的整理,里面也收了《民权素诗话》,但是这两种一对照我就发现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种诗话是杂志上分期连载的,后来报刊主编在停刊后把前期出过的汇编在一起,里面有《民权素萃编》,里面有诗话。我们按习惯就是看汇编的本子,不会一期一期的去看前面分载的部分。我们当时做《民国诗话丛编》,用的是《民权素萃编》的本子,收录诗话,但实际上跟它原来一开始分期连载的有很大出入。这次出现的《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种数上就超过了原来汇编的萃编本,实际上每一种诗话最后的主编在汇编的时候都做过大量的删改,有的时候甚至是越徂代庖,原作者的诗话他都改。现在出了这个本子,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些诗话最初发表时的原貌。
  另外是换一个角度,不是从文学文本的角度,从一个出版文化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很多报刊主编,包括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他们是怎么样把一些作者的作品包装改动的,这里面也是蛮有意思的。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尽管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些孤本,但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整理者做一个始源的追溯的工作。
  我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在整理近现代史料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有些东西不得不舍弃。比如说我对赵尊岳很感兴趣。以前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零碎的东西,如他在《词学季刊》上发的论文,包括在《同声月刊》上发的东西,他到1948年后移居香港,后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我们对他晚年的一些创作情况并不了解。这次一下子给我们提供四大册的这么多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完整的去了解他。我看了里面收的内容很丰富,他的诗、词、赋、戏曲、小说、游记、书信、政论、评论都有,但是后来我看整理者的介绍说明,还讲到赵尊岳晚年在很多报刊上写到很多讲美食的东西,但里面说这些材料可能太琐碎了,很多没收进去。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因为赵尊岳的主要身份是个贵公子,他不是单纯的文人,他还很懂生活享受(我看过赵尊岳的一两篇谈美食的东西)。如果这一部分材料收全,可以帮助我们更完整的了解这个人物。
  我很感兴趣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根据整理者介绍原版是1910到1960年,现在整理出的只是从原稿摘录的一部分(1910—1936年),却没有讲清楚为何这样取舍。这日记等于是从原稿中摘录出了一部分,摘录标准时紧时松,有时候严格围绕标准——藏书活动来展开,但有时候围绕讲一个吃饭的事,从记录中却看不出这和藏书有何直接关联?但以后我们这套丛书如果有类似的日记整理的话,最好能够完整的呈现,可以看到全貌,不要用今人的标准取舍。这样才能更好。用吴格老师的话说,就是进一步跟进。
  
  倪春军(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我今天是以第一辑的忠实读者、第二辑的参与者以及第三辑的评论者的三重身份来参加这次会议。三位主编在合拟的第一辑丛刊的通稿中曾经提到,“丛刊重视整理那些辨识不易,流传稀少,整合困难的稿钞本文献,尤其重视日记和书信。”这个重视日记和书信的宗旨,我觉得是始终贯穿在编纂的过程之中。我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三辑丛刊共收书33部,其中日记就有17部,占比52%;又,共收著作59种,日记有33种,占比56%。所以,无论是从书目还是种类而言,日记已然成了丛刊的品牌和特色。又或许因为三位主编都是文学研究者的缘故,所以丛刊所收日记大都具有史料价值和文学韵味,对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我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丛刊第三辑所收日记的文学史料价值。第一点,日记是文学作品的“聚宝盆”。从丛刊第三辑所收的11种日记来看,除了篇幅较小的日记如《乙亥年日记》,其他日记均不同程度的记载了作者的文学创作,涉及的文体主要是诗词和文章,当然也有对联、挽联以及尺牍、公文这些应用性文体。这些日记的作者有些人是有文集传世的,如《蟫庐日记(外五种)》所附的《北上日记》,它本来是一部佚名日记,整理者在读这部日记的时候,发现作者在日记中记载了不少他从南昌往返京师途中的诗。除了这些有别集传世的作者,更多的日记作者没有诗文别集,比如说孟宪彝,据彭老师介绍,孟宪彝的诗文集现在并没有见到。所以说日记中所记录的这些孟宪彝的诗文就显得弥足珍贵。从日记的撰述体例而言,日记正文一般记事,附录则系以作品,两者可以互相对读,这对于理解作品非常有帮助。比如说《孟宪彝日记》,一开始就是孟宪彝被派到东北治鼠疫,他有一首七绝,里面有一句“帅谕先闻痛哭声”,如果不读日记正文,就无法对这首诗有更细致的了解。如果你读了日记正文就知道,长官为什么要哭,还哭得如此痛心,这在诗前面的日记里都有所交代。所以日记正文和诗作对读后,可以起到一个阐释的作用;诗句中每一句皆有来历,皆有所指,它和正文形成一个互读的关系。所以,近现代日记中所保存的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有利于相关文献的辑佚或者校勘,对于作品的解读以及对文学史的建构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点,日记是文学批评的“资料库”。刚才说到日记中收录了文学作品,在第三辑中收入作品最多的应该是《潘道根日记》。当然这部日记除了作品之外,还保存了丰富的批评史料。其中他辑录了张尔旦(字眉叔)的《怀旧摘句图十六跋》,对同时代十六位诗人作了一一评述,这体现了诗论的文献价值。其他零星而散见的批评史的资料,在各本日记中基本都可以见到,比如王祖询的《蟫庐日记》,其中在1907年2月15日,他记录了一个叫秦绶章的人讲正反体诗(论诗体的);还比如说彭老师讲到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里一开始评梅曾亮的古文,这些文学批评的资料都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第三,日记是文学生态的“记录仪”。在第二辑的著作中,《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就收录了蒋阶的《苏余日记》,整理者说它的价值在于保存了清代中叶淮安府所在山阳地区的文学生态的剪影。在第三辑的日记中,我觉得《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对沪上遗民文学生态的记录和保存是比较有价值的。比如遗民诗社(淞社)的成立和活动过程,日记基本上对每一集的集社活动都有详细的记录,如王国维和况周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比较详实的资料。
  第四,日记是文人轶事的大杂烩。比如说《潘道根日记》记载了一个娄东文人张璆的的轶事,还有吴中文人“富赤脚”的轶事。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俞樾,在王祖询《蟫庐日记》中有一条记载了近代文人俞樾死亡的原因。其死因有二,一虚一实。实的死因是他生病后,用药太猛,以至于元气大伤,所以死了。还有一个虚的原因是他死之前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僧人给他写了一首诗,好像是死生有定一样。这一实一虚对俞樾的死添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因此,我衷心祝愿《丛刊》在三位主编的轮流领导下,能够坚持“日记”这一选题传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稀见日记,以此来推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研究进程。


  (周丹丹、许頔玉、梅雪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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